從“黃金時代”到滯脹： 繁榮為何不可持續？——讀《大轉折》

　　1945年9月2日，以日本代表在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為標志，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結束。人們原以為在滿目瘡痍的戰爭廢墟上重建與復興將異常艱辛。但是從1948年至1973年，世界經濟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發展。然而就在1973年，這個“黃金時代”的經濟奇跡戛然而止，世界經濟進入了長期的“滯脹”，此后即便有所回暖，也只是短暫和不穩定的。

　　這25年間經濟飛速發展的奇跡到底是由誰創造，又因為什么而衰敗？在那之后的幾十年為何再也沒能突破“黃金時代”的經濟增長高度？學術和政治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經濟現實？在過去的50年里，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一直在試圖找尋出這些問題的關鍵所在和補救方案。這些問題也是英國經濟學家馬克·萊文森在他的專著《大轉折》中想要重點關注和探尋的。

　　從早前在《集裝箱改變世界》中提出“沒有集裝箱，就沒有全球化”，再到在《大轉折》里聚焦戰后歐美各國經濟的演化歷程，萊文森對細節的關注和對大局的理解，顯然是在不斷地拓展自己的研究邊界和維度。《大轉折》不同于常見的經濟發展史或者國別史，萊文森以問題為導向，聚焦“1973年”這個西方經濟發展軌跡上悄無聲息卻至關重要的時間節點，致力于解答關于西方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大轉折”的若干經濟問題。萊文森在抽絲剝繭的探尋過程中以事實為依據，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是什么造就了“黃金時代”？

　　時光回到1973年之前，人類沒有在二戰過后的滿目瘡痍中迎來“文明的黃昏”，而是見證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那么，是什么造就或推動了“黃金時代”呢？

　　在《大轉折》中，萊文森以宏大的經濟視角，展現了一個全新的戰后經濟發展圖譜：20世紀的下半葉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48年至1973年是第一階段。這個階段始于二戰的廢墟，卻見證了以西方國家為主的經濟奇跡，人們不愁找不到工作，房子、汽車等大宗消費品進入了尋常百姓家，一系列政府主導的福利計劃帶給人們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黃金時代”。然而，從1973年到20世紀末的第二階段，則呈現出與上一階段完全不同的光景，人們見到的不再是熱鬧的繁榮景象，而是循環往復的經濟危機、縮水的價值、家庭積蓄的快速消耗、購買力的大幅下降、失業率的居高不下。這是一個充滿焦慮的“失落時代”。

　　在回望戰后經濟時，萊文森發現，1948年后，隨著二戰的結束，世界各國的需求出現大幅反彈，再加上戰爭時對商業投資的人為管控，導致很多企業的利潤積存了下來，亟需在民用市場上大干一場。

　　制造業的繁榮吸引了數百萬的勞動力脫離農業進入工業生產。工廠對新設備的需求同時又創造了更多的工作機會，推動了就業率的顯著上升，以及設備的技術革新。這些良性循環使得各國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不斷提升，國民經濟步入高速發展階段。

　　各國還將削減關稅提上了日程，并且開始取消其他貿易壁壘，這些變化促使邊境貿易大量增加，生產率的提高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相輔相成，同時也提高了個別企業在國際間的競爭力。另外，各國政府還開始大量投資建設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快捷又便宜的地面運輸，讓工廠不僅提高了產量，生產成本也更加低廉。

　　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的收入明顯增長，工作穩定也得到了保障，進而提高了人們的購買力，并且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和更新迭代。可以說，在這樣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代”，數以億計的人口脫離了貧困，過上了難以想象的富裕生活。

　　戰后經濟爆炸式地增長，幾乎讓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信心高漲，對政府的信任度也空前上升，政府和民眾一致認為，經濟一定會如愿地高速發展下去。從1948年至1973年，排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北美的勞動生產率翻了一倍，歐洲增加了3倍，日本達到了原來的5倍。

　　人口在增長，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貿易壁壘被打破，全球經濟體之間的聯系愈發緊密。當時的美國重塑了“世界秩序”，掌控著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話語權和主導權。社會欣欣向榮，各階層都生活得很滋潤。法國人把這段時期叫作“光輝的三十年”；英國人稱之為“黃金時代”；德國人的說法是“經濟奇跡”；意大利人就是簡單的一個詞——“奇跡”；日本人則更加謙虛，稱之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無論用哪種語言表述，當時的經濟表現都備受稱贊。時任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對當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給予最高評價：“不夸張地說，絕大部分的人生活從來沒這么好過。”

　　脫韁的通脹打破平靜

　　山雨欲來風滿樓，“黃金時代”經濟繁榮的背后卻隱藏著一場巨大的危機。

　　在《大轉折》中，萊文森研究發現，從1969年開始，歐美各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越來越高。面對通貨膨脹，政府通常會選擇通過調高提高借貸成本，降低需求，減少人們購房、買車的行為。然而，投資的減少也會造成失業率升高、經濟發展減緩。可是如果政府對通貨膨脹不加干預，選擇“寬松”政策，貸款成本就會下降，企業更有活力，失業減少，但物價也會攀升，工人會要求更高的工資。

　　萊文森對美國、西歐、日本等幾大世界經濟體的經濟政策進行了深入剖析。結果驚奇地發現，雖然戰后歐美各國經濟政策各有千秋，但目標空前一致：“穩增長、保就業、控制通脹”。1973年之前，各大經濟體的經濟數據都頗為亮眼，以致歐美各國都認為自己的經濟思路和政策具備優勢，是經濟繁榮的首因。

　　由于有戰后長達25年的持續經濟增長，歐美各國于是簡單地將經濟上的成功歸功于“縝密詳細的經濟計劃”，由此催生了“新經濟學”理念。正如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的首席經濟顧問沃爾特·海勒所斷言：“在更好的統計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的輔助下，經濟模型將幫助政府精準預測出如何調整支出和稅收以消滅失業率，并且還不會推貨膨脹。”后來的歷史一再證明，這套基于“新經濟學”的觀點并不怎么靈驗。

　　1970年以后，高收入國家經濟出現波動，商品熱潮很快退去，全球市場對于原材料的需求下降，造成大宗商品的價格下跌。此時，雖然美國的工資還在不斷攀升，但失業率和通脹率也同樣居高不下。為了在經濟周期中力挽狂瀾以贏得連任，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提名當時最杰出的經濟學家阿瑟·伯恩斯擔任美聯儲主席，后者試圖以寬松政策來降低失業率，卻無力抑制美元貶值帶來的通貨膨脹，并且還影響波及其他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飆高的通貨膨脹率成為了20世紀70年代最為突出的經濟問題。最終，到了1973年初，通貨膨脹開始失控，西歐出現拋售美元，搶購黃金和馬克的風潮，導致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走向了崩潰。

　　在巴黎，出租車上掛著“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帽子上寫著“不要美元”。但正如萊文森所言：“那個時代最杰出的一位經濟思想家釀成了一場經濟災難。”通貨膨脹不僅沒有得到抑制，甚至其影響已經遠遠超出美國本土范圍，世界經濟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平靜就此打破，匯率也逐漸呈現出一種混亂的局面，全球金融市場陷入無力擺脫的漩渦之中。

　　說到經濟，“石油”是繞不過去的話題。二戰后，美國和英國的石油組織掌控著大部分的石油生意。萊文森在《大轉折》中正是以荷蘭的第一個“無車星期天”開篇的，這也直接點出了1973年世界經濟發展急轉直下的第一重原因：能源尤其是石油的價格上升。而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1973年初，11個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宣布要將提升15%，以彌補美元貶值造成的損失，并在幾經談判后，于該年10月份降低產量、提高油價，從而爆發了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機”。

　　不只是荷蘭，當時的陰云籠罩了整個歐洲。隨著石油庫存的縮減，比利時、瑞士、意大利、挪威等國很快也迎來了自己的“無車星期天”。汽車的限速更低了，恒溫調節器關小了，也開始定量供應，周末開車的特權成了令人垂涎的身份象征。斯德哥爾摩的室內游泳池也被關閉，以節省加熱所需的能源，就連環比利時汽車大賽也被臨時叫停。

　　通過對比研究，萊文森認為，石油危機并非終結“黃金時代”的罪魁禍首，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雖然這場石油危機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但并沒能延續多久。1974年3月，因迫切希望美國從以色列撤軍，阿拉伯國家解除了石油禁運令，這場石油危機也正式成為過去，美國國內出現的石油短缺現象，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曾經的繁榮卻再也沒能恢復。

　　用“生產率困境”審視繁榮和滯脹

　　某一個特定年份真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的轉折點？這聽起來似乎匪夷所思，但卻實實在在發生了。“1973年”無疑成了一個轉折發生的年份。此前，是戰后歐美各國迎來迅速發展的“黃金時代”；此后，是經濟發展衰退，是大滯脹，是“黃金時代”的輝煌再也無法返回。

　　在危機發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國道·瓊斯股票價格平均指數比危機前的最高點下跌近一半。英國的股市下跌更為嚴重，比危機前的最高點下跌了72%，幅度甚至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同時這次危機所造成的失業人數創下戰后最高紀錄。危機最嚴重的1975年，西方發達國家每月平均失業總人數達1448萬人。大量的失業加劇了西方社會的不穩定。

　　根據新西蘭籍經濟學家比爾·菲利普斯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如果想降低失業率，就要接受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如果想降低通脹率，就要接受失業率的上升。但在1973年之后，歐美各國面臨的卻是“高通脹率”和“高失業率”，由此“這一新威脅獲得了一個專屬的稱謂：滯脹”。

　　早在石油危機之前，“飆高的通貨膨脹率”已經是個很嚴峻的問題，石油供應不足導致產品的產能下降，市場的貨物沒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工人和商品的短缺意味著工資和價格面臨著上行的壓力，加劇了原本的通脹問題。政府采用政治施壓和物價管理相結合的方式來遏制通貨膨脹。幾個月后，企業將原本可以用在提供新產品和服務上的精力被用來逃避管制，以便取得更高的利潤。

　　到了1973年底，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到國有資產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再到所謂的產業鏈全球化等等，所有能用于應對通貨膨脹的措施似乎都失效了，中央陷入癱瘓。面對此景，萊文森在書中毫不諱言地指出：“沒有任何一項措施能長期且廣泛地刺激經濟增長。”要么曾經有用而后來失效，要么只在特定國家發揮了作用，要么解決了眼前問題又帶來新的煩惱。總之，各種政策可能只是把原本未用盡的紅利加速燃燒殆盡，之后經濟又會失去增長動力。

　　按照萊文森的分析，戰后1948年至1973年這段“黃金時代”的，主要在于“技術快速進步、農業向工業轉型帶來的勞動人口紅利、引發生產率躍升”。這些要素都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因而不可復制。萊文森由此認定，“生產率困境”是解釋1973年前后的繁榮和滯脹的關鍵。

　　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而對這種能力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標就是生產率。生產率越高，一國生產的物品與勞務量就越多，這個經濟體就越富有。二戰之后，得益于工人熟練程度的提高、企業與政府的大量投資和技術創新，社會生產率快速提升，造就了戰后經濟的增長奇跡。而在1973年10月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以后，傳統的經濟管理方式，比如提高或降低、稅收和政府支出等，就很難再有效地發揮作用了，全球經濟的長期繁榮由此畫上了句號。“政府和中央銀行都知道如何使用傳統的經濟管理方式引導經濟回歸健康。然而，當問題變成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時，經濟學家的工具箱就令人尷尬地空虛了。”

　　隨著技術變革的速度越來越快，很多工作所需的人工數量減少，直接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的高失業率。西方中產階級在“黃金時代”享受的好日子也由此急轉直下。不過，萊文森在解釋“黃金時代”緣何突然終結的同時也坦言：“黃金時代”的終結實際上開啟了一場全面的經濟轉型。對于新經濟來說，真正的價值是創新、設計和市場營銷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將原材料轉化成制成品的物理過程。工業經濟已經被信息經濟逐步取代，無論何種力度的政府補貼都無法逆轉這一進程。

　　如何解決生產率的問題，并沒有現成的方案可供參考，于是不同陣營政客開始兜售他們的稅收和支出主張。然而這些措施卻對生產率并沒有發生任何改善。

　　長期繁榮是歷史長河中的獨特事件

　　與“黃金時代”一同泯滅在歷史長河中的最珍貴的東西，是人們對于未來的信心。萊文森由此在《大轉折》中還重點談到：對于經濟的持續衰退或滯脹，各國相繼展開不同的應對舉措。

　　“經濟魔法師”、原聯邦德國財政部長卡爾·席勒提出了頗具吸引力的“魔法四方”，然而就業率和商業投資依然未見起色。

　　撒切爾夫人一手把英國帶出了“福利型國家”行列，她大力打壓工會，縮減國家福利，變賣國有企業，推行私有化。按照萊文森在《大轉折》中的統計，撒切爾夫人在任時期的經濟增速并無太大好轉，也就是說，英國并沒有因為她而重返“黃金時代”。

　　美國第40任總統羅納德·里根上任后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減稅刺激政策，然而對于將近一半的美國家庭來說，排除通脹因素，他們在里根卸任的1989年的收入，并沒有超過里根上臺的1981年，而雇主提供的福利反而在大大縮水，享受養老金福利計劃的私企員工的福利，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下降了超過10%。

　　1982年起就任并蟬聯日本第71、72、73屆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曾提出“在不增加稅收的前提下，進行財政重建”的口號，但是仍未能阻止后來日本陷入“停滯三十年”。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發行的債券比美、英、法、前聯邦德國、意大利五國加起來還要多。

　　據萊文森在書中的統計，在20世紀剩余的那20多年中，日本生產率平均增速從8.5%跌落到3%，瑞典則從4.6%滑落到1.2%，12個最富裕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速僅有2%，只有之前“黃金時代”的一半。

　　經濟學上有“均值回歸”的概念。簡單地說，一切上漲或下跌都不是無限期的，任何波動始終圍繞平均值起伏。誠如萊文森所指出的那樣，1973年以來的波動趨勢很可能標志著經濟發展在向常態回歸，長期繁榮是歷史長河中的獨特事件。

　　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及其后果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持續產生影響。循環往復的經濟危機侵襲著不同的國家。比如，房地產泡沫在90年代給日本家庭的經濟狀況造成了毀滅性打擊；1980年至1994年美國有成百上千家銀行倒閉；2008年次貸危機在歐洲和美國引發了殘酷的高失業率，甚至影響到了歐盟的生死存亡……所有這些都可以追溯到相應的政治舉措，這些措施的目的恰恰在于讓經濟增長快于生產率進步所允許的水平。

　　與此同時，歐美以外的“第三世界”國家可能并沒有經歷戰后的“黃金時代”，但也沒有受到因石油輸出國提高油價帶來的經濟危機的沖擊。相反，它們可能受益于這一改變：石油輸出國將其快速增長的收入注入銀行，而銀行家想為這筆錢尋找用途，此時西方世界正面臨經濟危機，需求降低，于是投資自然流向了“第三世界”國家。在《大轉折》中，萊文森寫道：“得益于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很多‘發展中國家’用了遠比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預想的短得多的時間就步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說得很好：“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預期。我們短時間內不會再看到相似的情況了。”或許繁榮的不可持續性不只在1973年，更在往后的悠悠歷史長河里。如今的世界格局，正面臨新的危機和挑戰，保持平和的心態和穩健的步伐或許才能讓我們在歷史長河和現實長河里始終游在前列。

　　 《大轉折》

　　(英)馬克·萊文森著

　　多綏婷譯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后浪

　　2022年3月出版

（文章來源：上海報）

來源：東方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