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分工，是社會經濟規模化發展的基礎。早在文明發展的早期，人類的先民們就進行過三次社會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畜牧業同農業的分離；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是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第三次大分工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分離。
合理有效的社會分工，可以極大縮短勞動時間，節約勞動力，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度復雜化、精密化的現代產業體系，也可以大致區分為三大產業。所謂“無農不穩，無商不富”，三大產業同樣重要，缺一不可。彼此之間的合理分工調配，是經濟體系穩定的基石。

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尤其美國的經濟，逐漸“脫實向虛”，第三產業占據了主要位置。他們依靠著金融霸權，從全世界掠奪資源。
不僅如此，在中西經濟交往中，西方人還不遺余力地向中國“推銷經驗”，積極鼓吹中國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財經產業。
然而，西方如此“慷慨大度”的原因，絕不是想要和中國“共同富裕”，而是要給中國“挖坑”——一個高度虛擬化，便于收割的中國經濟，才是他們最“喜聞樂見”的。

一、“用心險惡”——西方人積極鼓勵我國發展第三產業

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基礎指標，就是GDP，而GDP主要由三大產業構成。第一產業是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等。第二產業是工業，包括生產制造業、采礦加工業、能源產業、建筑產業、醫療衛生產業等。
第三產業是服務業，包括除了前兩個產業之外的所有產業，如餐飲旅游、倉儲物流、教育、文娛、金融等，尤其以來錢最快的金融產業為核心。按照西方國家的劃分標準，第三產業無疑是覆蓋范圍最廣，吸金能力最強、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最多的產業類型。

所以說，在全球經濟能夠順暢流轉的正常情況下，西方國家的經濟的確可以蓬勃發展。源源不斷的資本和人才，從全世界流向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具體來講，西方發達國家牢牢把控著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的頂端。
他們在國內經濟體系中，基本剔除了需要耗費大量人工，且利潤率低的電子、服裝、甚至醫藥衛生等產業，轉而依靠服務業提供就業。高資本運營的第三產業，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流，他們從世界市場上購買各種工農業產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當然還是美國。在美國龐大規模的GDP總量中，第一產業只占1.2%左右，第二產業占比也不足20%。其余接近80%的GDP產值，都是由第三產業創造的，這個比例著實驚人。

而且，美國科技高度發展，農業機械化程度極高，農業從業人數極少。第二產業規模數量有限，占有的資本也有限。因此，美國幾乎所有資金和從業者，都集中在第三產業。
所以，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是不遺余力地鼓吹“第三產業至上論”——“第三產業的發展情況，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第三產業繁榮即意味著國家發展活躍，經濟健康度更好”。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些西方學者和政客，不斷忽悠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且是“比例越高越高”，向西方國家看齊。也的確有不少發展中國家被其迷惑，采納了這種模式，促成了表面上的經濟繁榮和活躍。

比如基本國情與中國最相似的另一個“巨型發展中國家”印度，其第一產業占比約在17%，第二產業約18%，其余的65%左右都是服務業。
在平時，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們大把賺著鈔票，老百姓也可以有工作勉強謀生。但一旦危機來臨，這種經濟模式的弱點弊病立刻暴露無遺。一場新冠疫情突襲而來。
自詡為科技發達、人民富裕的歐美國家竟然連最基本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基礎藥品都無法滿足國內供應。以至于出現了各國相互截胡，甚至掠奪抗疫物資的滑稽場面。而“東施效顰”的印度，情況則更為糟糕。

印度第三產業占比雖高，但絕大多數利潤被資本家攫取。其第二產業極其薄弱，農業人口雖多，但廣大農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疫情中，數以億計的人失業，大批感染者因無人救治而死亡，被當街焚燒，堪稱“人間地獄”。
因此，印度在疫情中面臨著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

二、“陰謀陷阱”——第三產業過度膨脹將蛀空實體經濟的根基

時至今日，西方自身已經品嘗到了經濟過度“虛擬化、泡沫化”的“惡果”——全球國際格局，尤其是經濟板塊格局，已經呈現出明顯的“東升西降”趨勢。這一點，通過亞洲和歐美20年GDP的增速對比，可以很明顯看出。
2001年，亞洲的GDP總額不足9萬億美元，遠低于歐美。但到了2020年，亞洲的GDP共增長了2.72倍，遠高于歐洲的1.19倍和美洲的1.11倍。尤其是中美之間，近二十年中美經濟實力差距縮小的速度明顯加快。

2001年之前的近20年間，中美經濟總量的年均增速大致相近，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例，也穩定維持在6%—12%之間。2002年至2020年20年間，中國的GDP增速則遠遠高于美國，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例，也從2002年的13.46%，狂飆猛升至2020年的70.46%。
不僅如此，作為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競爭的最核心要素之一，中美科技實力雖然還存在差距，但中國的追趕勢頭亦十分猛烈。2001年至2018，美國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增速微乎其微，大致維持在2.70%左右。

但同時期中國的科研支出則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從2001年的0.90%增長至2018年的2.19%，與美國的差距逐漸縮小。
之所以出現如此場景，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西方經濟過度“第三產業化”——看似“財源滾滾”，股票金融市場的“市值”高到了天上，但脫離了實體產業的經濟體其實就是“空中閣樓”。
進入21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都有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和虛擬化。但西方國家經濟虛擬化尤其泛濫成災。具體來說，2020年英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比2001年增長了26%，而美國2020年則比2008年大幅增長39%。
經濟的過度虛擬化，導致大量的資金和社會資源被套牢在金融證券市場。不僅如此，美國經濟高度依賴第三產業，還導致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政府債務居高不下。

美國政府甚至多次因為缺錢而“停擺”。2001年，美國聯邦制政府層面的債務規模還不足7萬億美元。到到了2021年6月底，美國政府的債務總和已經突破了破28萬億美元。其負債率在2020年突破110%，2021年一季度更是提高到133%。
在債臺高筑的危機下，美國政府寄希望于超發貨幣為自己“續命”。2001年到2020年20年間，美國向全球灑播的美元數量（M2）翻了3倍多。
甚至于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美國經濟下滑3.5%的背景下，其全年貨幣供應量卻依然大幅飆升，從15.3萬億增至20多萬億，幾乎完全脫離了GDP發展水平。

盡管美國可以憑借“美元霸權地位”，利用全球“美元回流機制”，將過剩的美元輸送出去，轉嫁危機。但這種模式顯然不可能持久，瘋狂無度的經濟泡沫終究會有破滅之日。
換言之，一旦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持續優化產業結構，壓縮經濟泡沫，重回實體經濟的正確軌道，美國的這套罪惡把戲，就會反噬自身。
一言蔽之，冷戰結束后，尤其21世紀以來，經濟加速“脫實向虛”的美國，逐漸蛻變為一個“金融霸權主義帝國”。

換言之，美國的霸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經濟霸權和金融霸權來維持的，具體做法就是狂印美金，不斷沖擊其他國家已經“泡沫化”了的金融市場，掠奪財富，轉嫁危機。
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例，美國先后采取了三輪量化寬松政策，超發了大量美元在國內進行“救市”，然后再利用剩余的資本，購買新興國家的核心資產。
而后等到全球經濟形勢好轉時，立刻收緊銀根，刺激美元升值，吸引全球資金回流美國，進而推高美元匯率，從而導致新興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

可見，美國維持本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本質，是通過霸權將危機及成本，通通轉嫁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只有這些國家實體經濟不穩，經濟高度虛擬化時，美國的罪惡企圖才更容易實現。
質言之，資本有人格，他的人格化身就是極力追逐剩余價值最大化的資本家。但資本無國籍，資本運動的唯一目標和動機就是不斷增殖，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就是利潤的最大化。哪里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更多收益，哪里就是資本的“祖國”。
一個國家第三產業比例越高，金融、投資等高杠桿產業發展越活躍，資本的活動空間也就越大，獲利就越多。所以，作為跨國大資本的最大“集散地”和“策源國”，美國當然希望中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虛擬經濟，以便于美國“資本鐮刀”的收割。

三、“強基固本”——堅守實業超越“第三產業陷阱”

事實證明，西方所謂的“第三產業至上”，是一個陷阱，其發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續的。為了走出西方陷阱，我們在國內和國際層面，都進行了實踐探索。
在國內層面，我國根據實際情況，對產業結構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革故鼎新，走出了一條適合我國的新路徑。
首先，我們重現劃定了三大產業。第一產業依然是最基礎性的農業。

第二產業除了原有的生產制造業之外，還包含了對勞動力質量（智力和體力）要求較高的工業服務業，以及警務、醫療衛生、文化教育、文旅、房地產、金融保險、社會福利、通訊、IT業甚至軍事服務等，維系社會運轉必須的公共行業。其余的服務業作為第三產業。
總而言之，這種劃分模式顛覆了西方原有理論，把那些與人民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不可或缺的產業部門都劃到了第一、第二產業。
剩余的第三產業，則更像是一些為人們的生活錦上添花的“附加產業”。這些產業繁華、美麗、賞心悅目，有利于豐富人民生活，但極為脆弱，沒有一二產業的支撐，再美麗的花也都是曇花一現。

因此，在此標準下，我們國家三大產業的比例，始終維持在9.3%，43.3%，47.4%左右。這樣的產業結構，穩固、多元、合理、有發展韌性、能抵抗風險。
一旦發生危機，穩固的一二產業可以為我們提供充裕的生活和實體物質，而一二產業從業者的可觀收入，又足以供養第三產業。
在國際層面，中國站在歷史和時代的潮頭，提出中外共建“一帶一路”，就是要通過發展實體經濟，為新一輪的全球化強基固本。此番全球化的進程中，西方政府顯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監管作用，缺乏有規劃的投資與開發，缺少對資本擴張的監控。

其結果就是在全球化進程中被創造出來的資本，并沒有轉化為經濟動能，更沒有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物質生產資料。如此一來，資本逐漸與實體經濟相互分離，甚至從“服務實體經濟”仆從角色，轉換為了“主導實體經濟”的喧賓奪主。
資本如脫韁的野馬迅速狂奔，第三產業的“經濟數字”也狂飆增殖，但其最終歸宿一定是肆虐的金融危機——中產階級受到嚴重打擊，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現象進一步加劇。歷史反復證明，健康的全球化絕不能建立在第三產業尤其金融業，無限擴張的虛擬泡沫基礎上。

要解決當前全球化的諸多危機，在經濟領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讓全球經濟戒掉對虛擬金融產品的“依賴癥”，重回實體經濟的正確軌道。而發展實體經濟，基礎和重點就是制造業，前提是基礎設施的完善。沒有強大的基礎設施條件，實體經濟的發展將無從談起。
“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共建，就是致力于實現亞、歐、非大陸及其海域的相互聯通，建立和強化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筑多層次、全方位、寬領域的互聯互通網絡，促進各個國家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
具體而言，“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要通過實體經濟合作，對各國已經開始虛擬化，甚至泡沫化的經濟，進行校航糾偏，使之實現可持續發展。

具體做法就是以互聯互通為突破口，以“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為骨架，將資本從虛擬的第三產業市場，吸引至道路、橋梁、水利、 電力、衛生、學校、醫療保健等系統，在惠及沿線民生的同時，促進制造業繁榮。
這種投資和支出產生的倍增效應，在短期看雖比不上第三產業，但將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在這個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過程中，世界經濟也將脫胎換骨，重回實業正軌。
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倡議的創新之處，以及對泡沫經濟的矯正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一帶一路”是迄今為之人類發起的規模最大的國家間經濟合作倡議。“一帶一路”沿線覆蓋上百個國家，近50億人口，溝通東亞、中亞、中東、非洲和歐洲，地域跨度極大，人口覆蓋極廣。
中國將充分利用自身強大的制造業實力和充裕的資金，讓沿線國家與中國一起，分享繁榮，合作共贏。
為了支持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制造業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國先后牽頭創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機制。將資金從第三產業轉移至基礎設施領域，激發沿線國家強大的生產潛力。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不僅要在全球經濟領域做大“蛋糕”，而且致力于分好“蛋糕”。“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贏，所有國家不分貧富大小，平等相待，共同參與。
這就有利于矯正第三產業過度膨脹，資本在全球的過度擴張導致的全球南北發展差距日益擴大問題，有利于世界經濟再平衡、全球財富再分配。
概而論之，“一帶一路”就是中國與世界深入優化經濟結構、實現共同發展的合作機制，也是日益強大的中國向全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

它以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為起點和重點，以實體產業為主要發展對象，以鞏固發展基礎，增強發展后勁為主要發展目標，以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普遍安全，開放包容，清潔美麗”世界為愿景導向。
在這一合作倡議中，金融財經等第三產業，重回其實質——融通資金，盤活資本，服務實體經濟，創造物質財富。因此，大力加強“一帶一路”建設，順勢而為，趁勢而上，步步為營，久久為功，世界經濟終將擺脫“過度第三產業化”的陷阱。

四、結束語

多災多難而又堅韌頑強的中華民族，是人才輩出的國度。中華文明圣火之所以綿延至今而生生不息，與我們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凝聚力密不可分。一代代中國人秉承的，是腳踏實地，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精神氣概。我們鄙視一切投機取巧，損人自肥。
我們勤勤懇懇奮斗的最終目標，是要為蒼生謀福利，為萬世開太平，讓14億人民共同興旺富裕，我們打擊一切資本家的貪婪嗜血。以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是現代產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體經濟的潤滑劑和加油站。
我們國家將會繼續鼓勵、支持、引導、規范其發展，不斷增強第三產業服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能力。

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堅決拒絕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空心化，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金融化，金融產業泡沫化”的“第三產業陷阱”。
對內，我們努力遏制各類資本的無序擴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江山上，決不允許出現任何形式的“寡頭經濟”。對外，我們不斷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合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互聯互通，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筑牢合作共贏全球化的穩固根基。
與志同道合者一起，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目標不斷前進——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僅是一種應然，也終將成為一種實然和必然。

來源：理財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