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宣傳思想理論戰線的優秀領導干部，求是雜志社離休干部、原總編輯有林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0年6月10日12時07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1歲。有林同志生前著有《論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合著有《我國經濟建設中的若干原則問題》等著作，刊發并被知網收錄的論文有60余篇，為豐富、發展政治經濟學作出巨大貢獻。我們特刊發其生前的一些代表性論文以示追思與悼念，這是第二篇。

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關系,首要的是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但又不止是經濟關系。此外,還有政治關系和文化關系等,而這些關系都是由生產關系產生的。我們曾經引用過馬克思那段非常簡要而涵義又非常深刻的概括:“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①馬克思這段話的后一句,向我們指明了什么是經濟基礎,什么是上層建筑。據我們理解, 馬克思所說的“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并非有的論者所說的是某一不夠成熟的社會存在的幾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綜合基礎論”堅持者所指的“總和”,而是指作為特定生產資料所有制實現的生產、交換、分配等諸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所說的上層建筑,包括政治的上層建筑和思想的上層建筑。馬克思這段話的最后一句,還向我們指明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而這些問題正是我們要在這里著重討論的。

一、經濟基礎產生上層建筑并要它為自己服務

按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一定的上層建筑,不論是政治的上層建筑和思想的上層建筑,都是適應著一定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并且豎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要求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上層建筑也要相應地變革。農奴制的生產關系產生封建的等級觀念和特權思想,并要求建立封建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則產生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并要求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與封建所有制相適應的,是土地占有的等級結構和直接生產者被束縛在地產上的徭役勞動。在這種制度下, “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 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 ②。封建的等級觀念和特權思想, 不過是這種經濟特征的反映。封建的政治制度不過是為了維護封建的等級所有制,在地主階級中間,政治權力和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以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的勞動者把他們的勞動力出賣給貨幣所有者,由貨幣所有者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為基礎的,也就是說,是以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 使用雇傭勞動為其生產剩余價值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是充分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它不僅要求一切勞動產品作為商品自由買賣,而且要求人的勞動力也作為商品自由買賣。在流通領域,商品買賣的雙方必須互相承認對方是所有者,互相承認作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權利。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及其政治制度,都是在這種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產生的。恩格斯說:“ 權利的公平和平等, 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資產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權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的社會大廈的基石。勞動決定商品價值, 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 —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 —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于其上的現實基礎。”③

由于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都是在它以前的社會中開始產生的,因此封建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在奴隸制的和封建制的社會中相應地出現了。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 但是卻產生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不是否定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呢?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產生的時候,固然還不存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充分暴露出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已經尖銳化,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在敲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門。沒有這樣的經濟條件,科學社會主義是不會產生的。
既然每一種特定的上層建筑都是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建立起來的,都是特定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那么當這種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它的上層建筑也就必然發生變化和被消滅。
任何一種上層建筑(包括政治的上層建筑和思想的上層建筑)都是屬于握有生產資料而成為某種生產關系代表者并維護這種生產關系的階級。例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代表者資產階級,為掃清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障礙,必須通過革命,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消滅封建的經濟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的國家,并且把本階級的意志變成法律,上升為國家的意志。資產階級國家一經建立,它的職能便越來越集中于充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保衛者。
資本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筑在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方面, 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憑借資產階級國家的力量,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就得不到發展和鞏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發生不可忽視的反作用,對于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恩格斯講得非常清楚:“ 總的說來, 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 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并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他在批駁萊比錫大學教授巴爾特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否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對這個運動本身的任何反作用”時, 明確指出:“ 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 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 ④
事實正是這樣。例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各資本家集團間有矛盾,有爭論,有時爭論的很兇。這種矛盾和爭論又必然在他們的政治代表中表現出來。爭論歸爭論,有一點他們是一致的。這就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各派政治力量特別是作為資產階級總代表的資產階級國家,是十分明確、毫不含糊的。而無產階級的國家(在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則是而且必須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維護和發展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或者是把維護和發展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占主導地位的國有經濟)，在此前提下發展和引導個體、私營、外資等經濟成分,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只能建立在公有制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而決不能使主體和非主體易位。主體易了位,就勢必引起基礎的動搖和上層建筑的坍塌。

最近,有的論者批評了據說是前蘇聯版哲學體系提出來的“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生產關系) 的原理”, 而事實上,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就明確提出了這一原理。例如, “ 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并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⑤論者說:由前蘇聯版哲學體系提出的上層建筑“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基礎,破壞和阻礙異己的經濟基礎”“這種機械的‘反作用’理論,是束縛改革開放的思想根源——因為按照這種理論,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只能‘維護自己的經濟基礎——公有制,破壞異己的經濟基礎——私有制’,不允許多種形式的的所有制。”眾所周知,現在我們的國家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堅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符合當前生產力的狀況,符合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護和發展這樣一種格局的經濟,正是我們國家的重要職責。怎么能由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中推導出“不允許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存在”的結論呢? 其實, 現在的問題不在于是否發展多種經濟成分,而是要不要以公有制為主體。
經濟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思想上也必然占統治地位。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的:“ 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 ⑥歷史事實充分證明,思想的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乃至由這個基礎所決定的政治的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它可以幫助它所反映的經濟基礎及其政治上層建筑的發展和鞏固, 它也可以使性質與其相反的經濟基礎及其政治上層建筑遭到瓦解。一個階級如果在成為統治階級前不用本階級的思想沖擊反動階級的思想,就不可能奪取政權;奪取政權以后,不使本階級的思想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所取得的一切經濟、政治成果,都可能付諸東流。因此,任何一個成熟的階級,在維護本階級根本利益的斗爭中,總是把思想方面的斗爭,同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的斗爭一樣,作為重要的戰線。
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都是意識形態極強的國家。在那里,輿論工具掌握在各大壟斷集團手中,宣傳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觀點,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所有這些,集中到一點,就是為壟斷資本服務,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與此相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或者像我國這樣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則必須以工人階級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讓馬克思主義占領輿論陣地,決不能允許利用國家的講臺、出版物、雜志、報紙、電視等輿論工具,宣傳資產階級觀點,詆毀、否定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搞什么指導思想多元化。如果指導思想發生問題,人們就會失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資產階級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就會盛行。任其下去,必將危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國家政權的鞏固。

二、需要不斷加深理解恩格斯的一段話

恩格斯說過這樣一段話“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⑦
我們認為,恩格斯這段話,雖然簡短,但卻是對唯物主義歷史觀所作的全面而又非常深刻的論述。他把歷史唯物論和歷史唯心論,把歷史唯物論和對歷史唯物論的庸俗化,區分得十分清楚。他一方面尖銳地批判了對歷史唯物論的庸俗化,指出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對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又重申了馬克思和他本人一貫堅持的歷史唯物論的一元論的觀點,指出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經濟因素。也就是說,在歸根到底這個意義上,而不是在眼前的、直接的、表層的意義上,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我們認為,全面準確地理解這段話,有助于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避免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發生這種或那種偏差。
正因為歷史的發展進程,是以經濟為基礎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我們要把有中z國z特z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就必須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把經濟、政治、思想統一起來,進行全面建設,使這幾方面相互配合、互相促進,沿著正確的道路,協調發展。三者都是重要的,忽視了任何一個方面,都會使建設事業失去平衡,影響前進,甚至走上歧路。
正因為歷史的發展進程,是以經濟為基礎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斗爭中的各個階級,不論自覺或不自覺,總要使斗爭在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全面展開。在今天,我們不僅不能絲毫減弱這種認識,反而更應該強化這種認識。存在了70多年、曾經能與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爭雄的蘇聯,正是在國內外敵對勢力從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全面進攻,而自己則在這種進攻中全面退卻之下而被瓦解、顛覆了的。當前,美國等西方國家中的一些敵對勢力正加緊從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向我們展開全面攻勢。為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我們必須從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同敵對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當然,斗爭要講究藝術,要講究策略,就是說,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在這方面,我們黨是有豐富經驗的。

三、對所謂“批判唯生產力論”再批判的簡要回顧

20多年前粉碎“四人幫”以后,一些理論工作者曾對“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以及他們在“批判”中所散布的一系列唯心主義觀點,進行過較為系統的反批判,并在反批判中闡發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反批判得到了當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作為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澄清被“四人幫”搞亂的理論是非,起了積極的作用。現在回過頭來看,一般說,當時的基本觀點還是站得住的。但是,就筆者當時參加的有限范圍來看,覺得有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明確,有的問題當時說得還不夠全面。
首先是如何看待“唯生產力論”這個詞。
這個詞,最早是“四人幫”的理論家康生把它作為修正主義的理論根據,于“文z化z大z革z命”開始不久的1967年1月提出來的。開始他用的是“生產力論”,后來才改稱為“唯生產力論”,并伙同林彪等人,把所謂“批判唯生產力論”的觀點,塞進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隨后,“四人幫”對所謂“唯生產力論”展開猛烈的批判。粉碎“四人幫”后,人們在反批判中指出,“四人幫”批判“唯生產力論”就是攻擊歷史唯物論,因為他們所批判的,正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而最終決定一切社會關系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而在“批判”中用來作為武器的,又是同歷史唯物主義相對立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
但如果拋開康生、林彪、“四人幫”的所謂“批判”,單就“唯生產力論”這個詞來說,筆者認為既不能把“唯生產力論”作為貶義詞,也不能把它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為什么對這個詞既不能完全否定又不能完全肯定呢?這是因為這個詞是被作為貶義詞而杜撰出來的含義不清的詞。據杜撰者說,這個詞“并不是什么新的”,而是考茨基、蘇漢諾夫等所宣揚的“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達,生產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農村還落后分散,處在這樣條件的國家,解放后就不能立刻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應該是讓資本主義發展到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再走”。這段話含糊其辭。“解放后就不能立刻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句話如果是指必須經過一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并不錯;如果是指必須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歷史階段再搞社會主義,那當然是錯誤的。實際上,考茨基和蘇漢諾夫等人,是以俄國生產力發展不夠,反對十月革命,反對“解放”的。列寧在《論我國革命》等文章中,據理駁斥了這種觀點。斯大林在捍衛列寧主義的著作中,把這種觀點稱為“被第二國際的首領們庸俗化了的所謂生產力論”,“考茨基先生的生產力論”。我們可以把它簡稱為“庸俗生產力論”。這種理論的核心是認為,一個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但還不夠發達的國家,即使革命的客觀和主觀條件已經成熟,也不應該進行革命,而應該等待生產力高度發展后自行長入社會主義。十分明顯,這是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而最終決定一切社會關系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庸俗化了。說它是庸俗生產力論,恰到好處,比把它稱為所謂“唯生產力論”,含義要清楚得多,可能發生的歧義也少得多。因此,我認為,除非在講到同“四人幫”及其理論家康生這段斗爭的歷史,無論是在正、反兩種含義上都不必用這個不科學的用語。
1977年10月15日鄧小平會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教授和夫人陳恕時說:“‘四人幫’否認生產力的重要,認為只要上層建筑的問題、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了,就能進入共產主義。誰提發展生產力,就被說成是`唯生產力論'。這是我們同‘四人幫’的重大爭論之一。如果不是生產力發展到物質極大豐富,怎么能實現按需分配,怎么能進入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沒有‘唯生產力論’這個詞,這個詞不科學。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生產力論,我們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⑧我認為,這段話已經把問題說清楚了。

上面說的是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再說說當時反批判中的幾個明顯的不足或缺陷。這是僅就筆者參加的范圍所出現的,說的僅是個人的看法。
一個是,由于論敵把歷史唯物主義顛倒過來,鼓吹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所以反批判必須側重于闡述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而最終決定一切社會關系的原理,而對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則闡述得不夠充分。后來,把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庸俗化的觀點時不時有所抬頭,同這一點不能說沒有關系。為彌補上述不足,我認為當前應有針對性地深入闡述:“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生著能動的反作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是始終存在的。但是,在新舊生產關系交替的時期,它的反作用表現得特別突出”;“在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問題上,歷史唯物論和庸俗歷史唯物論不同,它在肯定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的同時,又肯定上層建筑的能動的反作用”。這些都是反批判時提出的,但都沒有展開。
另一個是,在對“四人幫”的反批判中,曾經說到馬克思主義者是十分關注和致力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并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同資產階級代言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但當時只是從歷史觀上區別這種不同,而沒有比較充分地從經濟性質上區別這種不同。人們知道,資產階級特別是在其上升時期,是狂熱地發展生產力的。馬克思在評價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時說過:“有人責難他,說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時不注意人,只看到生產力的發展,而不管這種發展犧牲了多少人和資本價值。這正好是他的學說中出色的地方。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形式創造物質條件。”⑨同樣是致力于發展生產力,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是為了保存和增殖資本;而工人階級政黨在取得政權后,則是為了滿足勞動者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使勞動者逐步得到全面自由的發展,用后來鄧小平同志的話說,就是為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此,當時雖有所提及,但并沒有展開,沒有詳細論述。
在那場就“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而同“四人幫”展開的斗爭中所存在的不足,筆者就想到這么一些。遺漏肯定會有的,有些問題由于當時的情況說得不周,也是在所難免的。凡此種種,都應結合實際進行再認識。

來源：理財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