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帝國2股市，「偉大的博弈：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崛起」約翰·S·戈登二

第九章“您有什么建議？”（1884年～1901年）

[譯者題注]

在美國歷史上，1895年發生了一個特別的事件，黃金從國庫大量外流，使得國庫中黃金的數量不到法定黃金儲備量的一半。在這樣的危急時刻，克利夫蘭[122]，作為當時已經是世界強國之一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不得不向摩根——華爾街的領袖——屈尊求援。他向摩根問道：“您有什么建議？”……

譯者導讀

·格蘭特公司的破產所引發的混亂逐漸消退，盡管有過曇花一現的繁榮，華爾街還是在持續低迷中度過了19世紀80年代。進入90年代，股市剛剛有轉暖的跡象，卻突然遭遇了1893年的市場崩潰，這引發了美國經濟體系中一顆定時炸彈的爆炸。

·南北戰爭后，隨著美國逐步回歸到金本位制，美國財政部于1873年開始停止鑄造銀幣，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聲勢浩大的銀礦工人罷工等政治壓力下，國會于1887年通過法案，允許更為自由地將白銀鑄幣，并規定了銀幣和金幣的價格比。當西部地區以空前的速度開采白銀使白銀的供應量激增后，白銀逐漸貶值。按照“劣幣驅除良幣”的原則，人們很自然地選擇使用銀幣作為流通工具，并開始收藏黃金。于是，黃金開始流出國庫，在1893年市場崩潰的打擊下，形勢迅速惡化，流出國庫的黃金如滾滾洪流，并被整船運往歐洲。1895年1月，國庫中只剩下了價值4500萬美元的黃金，不到1億美元法定黃金儲備量的一半。

·一籌莫展的克利夫蘭總統最終決定向摩根求援。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為美國在歐洲籌集了1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同時摩根使出渾身解數，利用各種金融操作，平息了黃金外流。終于，到1895年6月，美國國庫的黃金儲備穩穩地停在了1億美元之上。這樣，摩根憑借他無人可及的影響力和非凡的智慧，獨臂擎天地挽救了美國，使其免遭一場金融災難。這一刻，華爾街憑借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成為了一個世界巨人。

·19世紀90年代是華爾街的轉型期，1892年，紐約建立了一個大型清算中心，為經紀商的證券交割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在這一時期，《華爾街日報》的創始人道和瓊斯將股市中主要股票的價格加權計算，得到了能夠反映股市整體情況的一個絕妙而簡單的方法，這就是今天廣為人知的道瓊斯指數。剛剛問世的道瓊斯指數只有40點，1906年首度突破100點，1972年首度突破1000點。同樣是在這一時期，華爾街的銀行和經紀人自發推行了在美國上市公司里強制實施普遍接受的會計準則，有效地遏制了此前華爾街上市公司亂做假賬的惡習。同時，和文明一樣古老的會計職業也在這個時期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注冊會計師首次出現并從此成為現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在20世紀來臨之際，華爾街爆發了歷史上最后一次鐵路大戰。這次鐵路股票囤積戰的主角是摩根和一位與他同樣聲望顯赫的猶太銀行家謝弗。有趣的是，這兩位塑造了華爾街全新形象的銀行家，卻不無諷刺地成為了華爾街最后兩位“牛仔”。

在格蘭特-沃德公司破產之后，華爾街在痛苦中掙扎著。19世紀80年代的衰退結束了，但經濟的繁榮期卻還沒有來臨。因此，那些年里，交易量和交易席位的價格都日趨下降。盡管在1882年年交易量就超過了1.16億股，但是1891年年交易量卻下降到了6900萬股。（當然，那時候偶爾也會出現日交易量的井噴現象，例如1886年5月5日，紐約交易所日交易量第一次超過了100萬股。）在1880年售價2.6萬美元的交易席位，到1893年只要1.5萬美元就能買到。

19世紀80年代華爾街的午餐時間。當時的經紀人們因沒有時間回家吃午餐而開始吃快餐，這客觀上成為美國快餐文化的起源。

1889年11月，一場可怕的恐慌席卷了倫敦，聲譽最好、實力最強的英國私人銀行之一——巴林兄弟銀行支撐不住了，原因是阿根廷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而巴林銀行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資，從而使得人們對該銀行失去信心。倫敦的投資者馬上也開始拋售美國證券，特別是原先被巴林兄弟銀行看好的證券以及一些鐵路類證券，例如圣達菲鐵路（Santa Fe Railroad），這些證券的價格跌了一半以上。那句“倫敦感冒，紐約就要打噴嚏”的老話再一次得到了驗證。然而對于紐約市場來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一次英格蘭銀行（英國的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倫敦市場穩定而向巴林兄弟銀行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其擺脫了困境。

美國似乎又回歸了繁榮，但這只是一種假象。美元受到越來越多的壓力，黃金開始流向歐洲，交易所的交易量也極其低迷（盡管在幾個做空集團坐莊達到頂峰的1893年2月20日，交易量創下147.4萬股的單日成交新紀錄）。緊接著，2月25日，費城-雷丁鐵路公司宣告破產，其負債超過了1.25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

1893年3月4日，格羅弗·克利夫蘭第二次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市場看上去又恢復了穩定。雖然克利夫蘭是一個民主黨人，但實際上，他在金融和貨幣政策上一直非常穩健，連J·P·摩根也投了他的票。上任后不久，克利夫蘭就說服了一批華爾街銀行家，讓他們用黃金購買了2500萬美元的國債，從而使美國國庫的黃金儲備重新達到1億美元的法定最低水平。與此同時，市場上開始紛紛傳言美國的外貿收支狀況開始改善，人們開始期盼華爾街迎來一個更好的時期。4月5日，《紐約時報》的報道反映了這樣一種氛圍：“今天交易所里下單的情況發生了徹底改變，好像事先約好的一樣，大家都爭相將他們的空頭賬戶平倉。現在說牛市已經到來還為時過早，但是股價有明顯上漲的趨勢。雖然華爾街的專業人士還是市場的主流，但在今天的下單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很多久違的華爾街投資者。”

然而《紐約時報》的水晶球幾乎從未像這次一樣模糊[123]，形勢很快就開始惡化了。4月，華爾街的一些小機構發生了違約。5月1日，星期一，市場開始大幅下滑，到星期三時，整個市場經歷了自1884年以來最糟糕的一天。第二天，美國船纜公司（National Cordage Company，也稱“rope trust”，“繩索信托”）出人意料地破產了，負債1000萬美元，而就在幾天之前，這家公司還剛剛向普通股股東發放了股息。交易所里一些新興工業公司的股票開始大幅下跌，但大多數經營較好的鐵路公司還是能堅守住它們的價位。

7月，市場終于跌穿了底線。即使是那些經營得最好的鐵路公司，它們的股票也受到重創。紐約中央鐵路年初以每股109美元開盤，到7月底已經跌到了每股92美元。賓夕法尼亞鐵路則從每股54美元跌到了每股46美元，跌幅將近15%。一些贏利較差的鐵路公司情況就糟多了，艾奇遜-托皮卡-圣達菲鐵路公司的股票年初開盤在每股34美元，在年底跌到了每股10美元。

美國船纜公司總裁指出了正在動搖美國經濟和華爾街基礎的真正問題，他在接受報紙采訪時說：“（美國船纜公司的）破產完全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獲得貸款，在歷史上，信用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地被抑制過，雪上加霜的是，白銀問題和雷丁鐵路公司的破產導致了普遍的信心缺失。”

什么是他所提到的白銀問題？《布蘭德-埃利遜法案》[124]是隱藏在19世紀80年代相對繁榮表象下的一顆定時炸彈，它一直在滴滴答答地走著，1893年的市場崩潰只不過是這枚炸彈不可避免的爆炸而已。

集中于美國東北部地區的工業化給這個地區帶來了就業機會和財富，也給所有消費者帶來了更加物美價廉的消費品。但是，隨之而來的也有許多失敗者，資本主義一貫如此。當這個國家在東北部地區的帶動下緩慢地回歸金本位制，并最終在1879年全面完成的時候，美國南北戰爭中“綠鈔時期”標志性的通貨膨脹也開始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長的通貨緊縮期。1879年，1蒲式耳小麥的價格是1.22美元，但到1890年已經跌到了0.89美元。此時仍然是美國經濟基石的農業遭受到巨大損失，農民將矛頭對準了金本位制和鐵路，許多支線鐵路壟斷了當地的陸路交通，提高了鐵路沿線農民的運輸成本。

更糟的是，由于農業經營的特點，農民往往是負債者，他們一般都需要通過按揭購買農場并貸款購買用于農業生產的各種生產資料。通貨緊縮意味著他們在還款的時候，要用比借款時更為值錢的美元來償還貸款，因此美國的農村地區一直在抗爭，希望繼續使用綠鈔，并且要求發行更多的綠鈔。

隨著貨幣體制逐步回歸到金本位制，美國財政部在1873年開始停止鑄造銀幣。這一政策被稱為“1873年的罪惡”（“Crime of 73”），遭到了美國西部和南部地區人們的強烈反感和怨恨，在這些地區，農場主和采礦業者主導著當地的政治。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些地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銀礦工人罷工，像康斯塔克礦工罷工事件等，要求將白銀重新貨幣化的壓力與日俱增。國會作為一個民主機構，試圖使矛盾雙方都感到滿意，于是要求財政部每個月按照市場價格購買200～400萬美元的白銀，然后按照16∶1的比例將這些白銀鑄造成銀幣。也就是說，按照國會這一法令，不管其市場價格怎樣，16盎司的白銀都相當于1盎司的黃金，這實際上相當于隨意增加了國家的貨幣供給，是“制造”通貨膨脹的經典做法。

1878年，當《布蘭德-埃利遜法案》正式生效的時候，16∶1的比率大致相當于市場上的白銀價格。但是，隨著西部地區繼續以空前的速度開采白銀，銀價開始下跌，到1890年已經跌到了20∶1。更為糟糕的是，就在那一年國會通過了《謝爾曼[125]白銀法案》（Sherman Silver Act），以此來取代《布蘭德-埃利遜法案》。新法案要求財政部每個月購買不少于450萬盎司的白銀，這一數量大致相當于全美國的白銀產量。由于銀幣的面值遠高于它們所含白銀的市場價格，通貨膨脹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從1879年1月1日開始，政府已經采用金本位貨幣制度，財政部也按照法定要求一直持有至少1億美元的黃金儲備，以隨時滿足兌換黃金的需求。一方面，國會的白銀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另一方面，黃金政策又保持了美元的幣值穩定，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無異于既確保了通貨膨脹的發生，同時又試圖避免它的到來。

除了國會山的那幫人以外，任何一個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會預測到，格雷欣法則將要起作用了。白銀的市場價格只有黃金的1/20，而把它鑄成銀幣之后，按國會規定，其價格就相當于黃金的1/16，因此人們便開始使用白銀而將黃金收藏起來。于是黃金如涓涓細流一般從國庫中不斷流出。在整個19世紀80年代，當政府每年都有巨額財政盈余的時候，這種神經質的貨幣政策的惡果還被掩蓋著。但是在1893年市場崩潰的打擊下，外流的黃金從涓涓細流變成了滔滔洪水。隨著政府收入急劇下降，國會匆匆忙忙廢除了《謝爾曼白銀法案》，但是為時已晚。美國國內外的公眾已經開始對美元失去信心，他們要的是黃金。盡管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購買黃金，以維持國庫的黃金儲備，但是國庫中的黃金存量仍然日漸干涸。

克利夫蘭總統努力想說服國會，授權再次發行債券來補充儲備，但是遭到了拒絕。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黃金從這個國家流出，一艘艘裝著黃金的船從紐約起航開往歐洲，歐洲各中央銀行在那里將它們持有的美元兌換回黃金。據財政部估計，1894年的第四季度，總共價值8400萬美元的黃金被運到了國外。在華爾街，人們對美國將被迫放棄金本位制度確信無疑，他們在猜測的只不過是這一天什么時候會降臨。

對于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強國來說，這樣一次在金融方面的蒙羞讓美國極其尷尬。但是，美國需要承受的卻比丟掉面子痛苦得多，因為聯邦債務的本金和利息都需要用黃金來償付，而一旦到期的債務不能償付，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利率飆升。這對于已經處于嚴重衰退中的經濟無疑將是雪上加霜，整個國家面臨著一場災難。

一個施行通貨膨脹政策的國會和一個要保持幣值穩定的總統，使得聯邦政府陷入了癱瘓。深為警醒的J·P·摩根在發給他在倫敦辦公室的電報中這樣寫道：“我們愿意盡我們所能來避免這場災難。”摩根的名聲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敬畏的金字招牌，事實上，當一個經紀人看到摩根和財政部部長助理威廉·愛德蒙·柯蒂斯（William Edmund Curtis）從寬街的國庫分庫一同走出來時，他馬上沖進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大喊：“財政部正在想辦法貸款！”場內原本濃厚的恐慌情緒立刻開始平息下來。財政部截住了原本正準備裝船運往國外的價值900萬美元的黃金。

但是，關于白銀和黃金之間的政治斗爭使局勢進一步惡化。2月4日，摩根收到了財政部部長的信，信中提出中止有關貸款的談判。克利夫蘭總統想迫使國會允許他向公眾發行債券，但摩根知道即使國會同意這個方案，時間上也來不及了。他和洛希爾家族的代表——小奧古斯特·貝爾蒙特匆匆趕到華盛頓，試圖改變總統的想法。摩根給倫敦發去了這樣的電報：“我必須承認希望渺茫。”

當晚，摩根登門拜訪了總檢察長，告訴他，如果克利夫蘭總統拒絕見他，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紐約。于是，第二天上午9點半，克利夫蘭總統極不情愿地和他見了一面，隨后便讓他一個人坐在總統辦公室的一角，而自己去和內閣開會商量對策。此時財政部部長接到一個電話，得知國庫里面可供提取的黃金只有900萬美元了。

直到此時，克利夫蘭總統（他在一個主張白銀自由鑄幣的黨派中試圖保持幣值穩定）仍然堅持，如果國會不授權發行債券，那么他就要讓國會來承擔所有對這場崩潰的指責。但是，摩根最終參與到內閣的討論中，他告訴總統，他知道此刻就有向財政部提現的面值1200萬美元的匯票，如果這些匯票提交上來的話，而且事實上這也很有可能，那么不管國會作出什么樣的決定，財政部都將面臨無力償付的窘境，所以，此時此刻一定要采取果斷措施。

克利夫蘭沉默了片刻，他是一個精明而現實的人，而不是一個死腦筋，他知道自己已經別無選擇了。他最終問道：“您有什么建議？”在這一刻，華爾街憑自己的力量真正成為了一個世界巨人——即使是美利堅合眾國，一個擁有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經濟體的國家，它的總統也向華爾街伸出了求援之手。

摩根力挽狂瀾。他指出，即使國會批準財政部在國內市場發行債券，也不會管用多久，因為黃金還會輕易地“從哪里來就回到哪里去”，甚至還會使國庫比以前更加吃緊。但是他和貝爾蒙特愿意到歐洲去籌集1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并以此阻止美國國庫的黃金外流。此外，摩根還想出了一個辦法，使得該計劃無須驚擾國會就可以完成。1862年，國會曾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財政部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用債券購買鑄幣。而迄今為止，政府還從未用過這項政策，在目前的緊急情況下正好可以使用。摩根還許諾，在短期之內黃金不會再流回歐洲。在作這項承諾的時候，摩根完全是自作主張，甚至未和同在一室的貝爾蒙特商量一下，這一舉動充分顯示了摩根對自己市場聲譽的非凡信心。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他對市場反應的判斷是正確的。

果然，由摩根和洛希爾銀行分別在華爾街和倫敦同時承銷的債券，瞬間就銷售一空。同樣重要的是，摩根兌現了他讓黃金留在美國國庫里的承諾，他采取各種措施，包括套利，包括從倫敦拆借英鎊然后將其在紐約市場出售來支持美元，等等。到1895年6月，美國國庫的黃金儲備穩穩地停在了1.075億美元。

美國的民眾，尤其在西部和南部地區，對于摩根、克利夫蘭總統、華爾街和洛希爾家族的敵意非常強烈。瑪麗·E·里斯（Mary E. Lease），當時一個極具煽動性的專職撰稿人（她煽動農民“少種玉米多種仇恨”的名句常被引用）這樣寫道，克利夫蘭只不過是“猶太銀行家和英國黃金的代言人”而已。約瑟夫·普利策[126]的《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稱“華爾街陰謀”正在進行之中。但是《紐約時報》這樣寫道：“RB螺紋鋼期貨交易對（摩根）在此次融資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高超技巧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盡管有一些批評意見，但摩根對美元的救援行動改變了經濟氛圍，新的一輪復蘇開始了。第二年，年僅36歲的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因承諾不會把美國人民釘死在“黃金十字架”上面[127]而獲得了民主黨的提名。他的演說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演說之一，但是口才比他遜色得多的競選對手——威廉·麥金利[128]卻高喊著“保衛美元，保護弱者，保證繁榮”的競選口號，將他踢出了競選。

[122]格羅弗· 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美國第22 任和24 任總統（1885~1889 和1893~1897），以誠實和獨立而著稱。—譯者注

[123]水晶球在國外一般指預測，這里是指預測不準確。—譯者注

[124]《布蘭德－埃利遜法案》（Bland-Allison Act），1878 年在美國國會通過，它允許更為自由地將白銀鑄幣。—譯者注

[125]約翰· 謝爾曼（1823~1900）， 美國政治家， 來自俄亥俄州的參議員（1861~1877 和1881~1897），他起草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譯者注

[127]見第16 頁前注。—譯者注

[128]威廉· 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國第25任總統（1897~1901）。他在職期間曾發動美西戰爭（1898），吞并古巴和菲律賓；對華提出門戶開放政策；通過金本位法案（1900）。后來被無政府主義者刺殺。—譯者注

*　　*　　*

19世紀90年代是華爾街的轉型期，它在這個時代構筑的商業運作框架和模式將在接下來的80年里發揮作用。華爾街的銀行早在幾十年前就建立了支票清算所，但是直到1892年才最終建立起一個大型清算所，為大經紀商提供方便、快捷的證券交割服務。傳遞員（一般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一天要跑兩次，將一摞摞的股票和債券送到清算所，然后帶回交割后的證券。

19世紀90年代，報紙上向公眾介紹華爾街行情的文章和圖解。隨著美國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公眾對華爾街的興趣與日俱增。

鐵路證券仍然是主板上的主流證券，當時的主板有130億美元的證券掛牌交易，州政府債券有30億美元，聯邦政府通過征收高額關稅獲得大量的財政盈余，并緩慢而穩健地償還了很多聯邦債券，此時在市場上交易的聯邦債券只剩下大約7億美元。這個時期增長最快的是工業類證券，1893年，工業類債券只有大約5億美元的市值，但是隨著美國工業的擴張，很多公司通過合并成為龐然大物，一些大投資銀行開始發行越來越多的股票為所謂的“托拉斯”（Trust）融資。[托拉斯是一種公司組織形式。在一個托拉斯里，一小部分人為一家母公司的股東持有名義上獨立但實際上同屬一家母公司的各子公司的股票——這是1880年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為規避現今已經過時的州立公司法而創造出來的。1891年，新澤西州為了開辟新的稅源，率先允許公司可以用它本身的名義持有其他公司證券。包括標準石油在內的許多公司都涌向新澤西州，在那里注冊，這樣托拉斯就逐步退出了美國經濟的歷史舞臺。然而，“托拉斯”這樣一個美國政治一直試圖戰勝的惡魔，在我們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

19世紀90年代華爾街的另外一個進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以至于今天我們幾乎無法想象，缺少了它的華爾街將會怎樣？這就是股票市場平均指數。今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129]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個統計指標了，當人們問：“今天市場行情怎樣？”他們需要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數字。由于有了計算機，你現在能夠通過有線商業網絡得到道瓊斯指數每一秒鐘的漲落情況。

對于研究華爾街的歷史學家而言，道瓊斯指數同樣是無價的，因為它是現存最早的股票市場的連續平均指數，從1896年就開始有了記錄。發明這個絕妙而又簡單的辦法的天才是查爾斯·道[130]，他也是《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創辦人之一。《華爾街日報》在1884年第一次出版，是當時幾份為華爾街服務的報紙之一，另外一份報紙——《商務日報》（Journal of Commerce）則要比它早幾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華爾街日報》一直只是一份發行量較小、僅在當地有影響的報紙。后來，它的發行量和影響力都迅速增長，直到今天，《華爾街日報》成為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查爾斯·道認為：“股票市場指數就像溫度計一樣，會反映股市整體的漲落。”但是怎樣去讀懂這支“溫度計”呢？那個時候的絕大多數報紙都已經開始公布股票每天的收市價格了，但是這些價格不能讓人們一眼看出市場整體的表現情況。就像華氏溫度計和攝氏溫度計一樣，查爾斯·道的溫度計也需要一個標度。于是他創造了兩個平均指數，一個指數是鐵路股票指數——那個時代的藍籌股，另外一個是反映風險相對較大的工業企業股票的平均指數。

1889年7月8日，第一份《華爾街日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它還是一家小報，不為華爾街之外的人所知。但隨著公眾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華爾街，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到今天，它已經是全美發行量最大的日報。

最初的工業股票平均指數包括了12種股票（其中的通用電氣是唯一至今仍在道瓊斯指數中的股票），第一天收于40.94。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查爾斯·道剛剛開始編制市場指數，市場就開始下落，到8月的時候，道指已經跌到了28.48，狂泄30%。（如果美國商務部在這個時期就公布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的話，國內生產總值也會顯示出這是一段艱難的時期，但實際上美國商務部直到1929年才開始編制計算國內生產總值。）

但是，隨著總統競選局勢的明朗化，麥金利很可能打敗布賴恩，市場開始迅速反彈。10年之內，道瓊斯指數便超過了100，真正成為一只完全如查爾斯·道所期望的華爾街的溫度計。

在19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生活中還有另外一個巨大進步，那就是現代會計制度的出現。很少有人認為它和華爾街有什么關系，但是，事實上，華爾街的銀行和經紀行是推動現代會計職業產生，以及在美國上市公司中強制實施公認會計準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的主要力量。

會計和文明本身一樣古老，事實上，很可能是記賬的需求推動人類發明了文字，但是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會計一直沒有大的發展。意大利在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復式記賬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復式記賬法能夠很容易就發現錯誤，也能從一大堆原始數據中形象地描繪出一個企業的動態財務情況。作為財務工具，復式記賬法和單式記賬法的區別就好比作為診斷工具的心電圖和聽診器的區別一樣。

會計是美洲新大陸最早出現的職業之一，事實上，伊莎貝拉和費爾南德[131]就在“圣瑪麗亞號”（Santa Maria）船上派了一名會計師，以確保他們能夠準確無誤地得到他們應得的那份戰利品。美國早期的商業企業規模都比較小，通常是家庭作坊式的，一般都不需要外部的會計師。

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這一切。鐵路延伸到幾千公里以外，鐵路公司雇傭成千上萬人工作，這一切使得財務管理變得非常困難。會計師們不斷發明新的會計工具來追蹤企業的資金流向，以便使管理人員能夠準確知道錢花在了哪些地方，同時能夠查出哪些錢是不該花的。可以這么說，正是這些新的會計工具，才使得華爾街有可能創造出來一些龐然大物般的“超級企業”。［會計領域的飛速發展至今還在延續著，例如，現在大家普遍認同，企業的現金流（cash flow）是一個反映企業狀況的最為重要的指標，而現金流這個詞直到1954年才被發明出來。］

這些新時代的超大型企業，除了要保證財務數據井然有序之外，還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當鐵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迅速擴張的時候，企業的資金需求遠非一個家族能夠滿足，于是融資便成為一條必由之路。但是，當企業在華爾街發行了股票、籌措到企業所必需的資金后，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利益鴻溝也日益加大。后者希望獲得及時的信息，以便評估手中所持有股票的價值，并將它們和同類公司比較來評判管理層的表現。而管理層則很自然地希望能夠隨意擺布那些數字，使它們看起來要多好有多好。這樣一來，公司的真實情況不為股東所知便成為常事，很多公司最終走上了欺詐之路。

更為糟糕的是，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布財務報告。當紐約證券交易所想了解特拉華-拉克萬納-西部鐵路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and Western Railroad）的財務信息時，它被告知不要多管閑事。“我們不作財務報告，”鐵路公司扔給了交易所這樣幾句話，“也不公布會計報表。”

某些鐵路公司即使發布財務報告，那通常也是一堆“摸不著頭腦的爛賬”。由于州政府為伊利鐵路的建造出了部分資金，所以鐵路公司必須每年向州政府提交年度報告。1870年，賀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上對伊利鐵路的報告嗤之以鼻，他說，如果這份報告是準確的話，“那么，阿拉斯加就將是熱帶氣候，在那里到處可以生長草莓”。

今天看來，很難想象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里會沒有年度和季度財務報告。但是，就像所有人都會保護自己的利益一樣，19世紀后半葉的上市公司管理層也在努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強烈抵制這樣一種報告制度。當時很有影響的一個經紀人亨利·克魯斯［Henry Clews，他的回憶錄《我在華爾街的50年》（My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提供了很多很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堅定地推行財務報告制度，很快又有許多投資銀行家和經紀人也加入到他的行列之中。當紐約證券交易所最終開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財務報告的時候，上市公司管理層已經別無選擇，只有照辦了。

但是，由誰來作這個報告呢？公司內部的財務人員畢竟是為公司管理層工作，所以很難做到真正地獨立。這時，獨立會計師的人數迅速增加。1884年，在紐約、芝加哥和費城的商業電話簿上只能找到81個會計師，僅過了5年，這個數字就達到了322。1882年會計師及簿記師協會（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 Bookkeepers）在紐約成立，并且開始向那些通過了嚴格考試的人員發放資格證書。1887年，美國公共會計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成立，它是現在美國會計行業管理機構的前身。1896年，紐約州通過立法奠定了這項職業的法律基礎，并使用“注冊會計師”這樣一個稱號來表示這些人是符合法律標準的會計師。紐約州的法律和“注冊會計師”（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CPA）這個名詞馬上也被其他州采用了。

獨立會計師的出現和公認會計準則的建立并不是預先計劃好的，但是它們對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幾乎完全是由這場大博弈中的參與者們自己推動完成的，而與政府毫無關系。事實上，時至今日，政府在聯邦和州兩個層面上都還未能采納這些顯然很有效的安全措施來防止政府自身產生假賬。

[129]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簡稱道瓊斯指數，或道指。——譯者注

[130]查爾斯· 亨利· 道（Charles Henry Dow，1851~1902），美國經濟學家和出版家，與愛德華· 蒂· 瓊斯（Edward D.Jones，1856~1920）創立了出版金融報刊的道· 瓊斯合股公司。—譯者注

[131]伊莎貝拉和費爾南德（Isabella and Ferdinand），15世紀西班牙的國王費爾南德和皇后伊莎貝爾于1492年統一西班牙。1492年，哥倫布帶領88人，以“圣瑪麗亞號”為旗艦，經過3 個多月的航程，首先發現海地島，1493 年3 月15 日回到西班牙。同年9 月25 日，又帶領1 500 人，分乘17 艘大型船只出航，后發現新大陸。—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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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華爾街還發生了一個變化，一個不太好的變化。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從荷蘭人統治時期開始，猶太人就一直居住在紐約。從一開始，猶太人就是紐約商務圈子和社會關系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地說，絕大多數的華爾街公司，不是基督教的，就是猶太教的，當時的銀行和經紀行都是合伙制，而且往往是家族企業。但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又常常在相同的俱樂部和社會團體中活動。1836年，猶太人幫助建立了一個叫聯合俱樂部（Union Club）的上流社會俱樂部，以及許多其他俱樂部和團體。老奧古斯特·貝爾蒙特先生（August Belmont Sr.）于1837年來到紐約，負責洛希爾家族的生意，他把自己的名字從舒恩伯格（Schoenberg，猶太人的名字）改為貝爾蒙特（Belmont，意思是俊美的山），并且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身世。他娶了海軍英雄奧利弗·哈澤德·佩里[132]的女兒為妻，自己也被紐約的上流社會所接受。

美國南北戰爭之后，德國在原來許多小國的基礎上最終統一為一個大國，它的猶太人曾經一度被嚴格限制在猶太區里面，現在這些猶太人也被賦予越來越多的自由和權利，包括投票權、土地所有權和執業權。在歐洲，這導致了反猶太人運動（Anti-Semitism）的興起。這次反猶運動和過去中世紀的反猶運動具有不同的性質：中世紀的運動主要是宗教性質的，而這一次主要是社會和種族性質的。

沒過多久，“反猶”這個丑陋的教義便跨過了大西洋。事實上，反猶這個詞正是在1881年才出現在英語當中的，它是從德語中直接借用過來的。到19世紀90年代，這種偏見在華爾街的年輕一代中已經相當普遍。然而，反猶太人運動直到1893年才引起公眾的注意，當時聯合聯盟俱樂部（Union League Club）拒絕接受一個名叫西奧多·塞利格曼（Theodore Seligman）的年輕人。聯合聯盟俱樂部是在南北戰爭時期由聯合俱樂部的一些會員組建的，因為他們不滿于聯合俱樂部不肯將一些來自南方的會員拒絕在外[這些南方會員包括J·P·本杰明（J.P.Benjamin）。本杰明后來成為了南方邦聯的總檢察長、國防部長和國務卿，他也是一位猶太人]。

塞利格曼出生于紐約最古老也最有聲望的猶太家族，是后來紐約猶太社區的創始人之一。這個家族的公司——J & W·塞利格曼（J. & W. Seligman）公司多年來一直是華爾街上的一個主要參與者（事實上這家公司現在還存在），除了紐約以外，這家公司在舊金山、新奧爾良、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都有分部。此外，在西奧多被俱樂部拒絕的時候，他的父親杰西·塞利格曼（Jesse Seligman）正擔任該俱樂部的副主席。

老塞利格曼立即宣布從聯合聯盟俱樂部退出——盡管俱樂部拒絕了他的退出，并且一直將他的名字列在俱樂部會員名單當中。俱樂部中的其他猶太會員也相繼退出。而《紐約時報》對此只是冷冷地評論說：“這種不幸的事，如果是在需要籌集競選經費的競選年就絕不可能發生。”其意在諷刺聯合聯盟俱樂部猶太會員們的財富在共和黨內的巨大影響力。

與此同時，紐約權力階層中那些最有影響力的基督徒，如J·P·摩根和當時最為杰出的律師伊萊胡·魯特[133]（后來在西奧多·羅斯福[134]政府里面擔任國務卿，西奧多·羅斯福本人也是聯合聯盟俱樂部的會員），都在這件事情上引人注目地保持了沉默。很快，紐約其他一些主要俱樂部也停止接納猶太會員了。

差不多整整花了兩代人的時間，這個丑陋的傷痕才得以愈合。聯合俱樂部直到1956年才開始重新接受猶太會員，那一年猶太人哈羅德·麥迪那（Harold Medina）法官加入了這個俱樂部。

[132]奧利弗· 哈澤德· 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1785~1819），美國海軍軍官，在英美戰爭期間，他曾率領美國海軍在伊利湖擊潰英軍（1813）。—譯者注

[133]伊萊胡· 魯特（Elihu Root，1845~1937），美國律師和政府官員，任美國作戰部長、國務卿，獲1912 年諾貝爾和平獎。—譯者注。

[134]西奧多· 羅斯福（Theodore Roosevlt，美國第26任總統，1901~1909），在威廉·麥金利被暗殺后（1901年9月）繼任總統。在任時曾調節托拉斯集團、建造巴拿馬運河，及對外奉行“胡蘿卜加大棒”政策。他因調停俄日戰爭而獲1906 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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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受到一些歧視，那些年里，華爾街上的猶太人經紀行還是多了好幾倍，實力也不斷增強。盡管基督徒的公司和猶太人的公司的合伙人們從不互相走動，但生意歸生意，不會受到任何影響，這是華爾街一貫的傳統。世紀之交華爾街最有實力的猶太銀行家叫雅各布·謝弗（Jacob Schiff），他是銀行家里唯一可以在實力、聲望和公眾形象上和J·P·摩根相提并論的人。

和摩根一樣，謝弗也出身于一個古老的名門望族，而且極為富有，他的家族可以上溯到13世紀70年代，是歐洲歷史上最為悠久也最為著名的猶太家族。1847年他出生于法蘭克福，同摩根一樣，在他一生中，他也對自己要做什么沒有絲毫懷疑。1875年他定居紐約，并很快就成了庫恩·勒布銀行（Kuhn Leob Bank）的合伙人。他和銀行資深合伙人的女兒泰蕾斯·勒布結了婚，并成為勒布家族的一員。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對鐵路的重新整合當中，庫恩·勒布銀行幾乎是和摩根銀行同樣重要的銀行。1898年，謝弗幫助改組了聯合太平洋公司，之后該公司又被E·H·哈里曼（E·H·Harriman）控制。

1862年，14歲的哈里曼以華爾街傳遞員的身份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盡管身材矮小，他深邃而又敏銳的目光總是讓人想起拿破侖，他對于人們這樣的類比一點都不在意。19世紀70年代，他從叔叔那里借來了3000美元，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里買下了一個交易席位。很快他又投身于鐵路，他的岳父威廉·J·埃夫里爾（William J. Averell）是奧登伯格-尚普蘭湖鐵路（Ogdensburg and Lake Champlain Railroad）的總裁，于是哈里曼利用這一關系在1881年獲得了安大略湖南部鐵路的控制權。就像以前的“船長”范德比爾特一樣，哈里曼知道怎樣去經營一條鐵路。他減少浪費，消除貪污，在效益好的機車和線路上大量投資。兩年之后，他就將重新整頓過的鐵路賣給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從中大賺了一筆。

哈里曼還改造過其他好幾條鐵路，但是一直遵循著最基本的原則：唯一可以讓你的公司增值的辦法，就是讓它在最好的狀態下運行。1898年，他控制了瀕臨破產的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由于與動產信貸公司丑聞相關聯，聯合太平洋鐵路的合法性一直遭受著與生俱來的質疑，因此該公司被認為和垃圾沒什么兩樣。但是，哈里曼仔細地考察了該公司，將賭注押在該鐵路會帶動中西部農場的重新繁榮上，他幾乎重修了這條鐵路。在他的經營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了一棵搖錢樹。

華爾街歷史學家約翰·穆迪（John Moody）曾作出了這樣的估算，投資者如果花1600美元在1896年購買100股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到1906年，這些股票將值21900美元。當然，公司最大的持股人哈里曼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華爾街巨富。

1895年的美元救助行動之后，1901年經濟繁榮開始回歸，這時，哈里曼準備奪取聯合太平洋公司的主要對手和競爭者——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控制權。北太平洋公司的主要持股人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J·希爾（James J· Hill），他是大北方集團（Great Northern）的創始人和擁有者。此前，希爾用北太平洋公司獲得了芝加哥-伯靈頓-昆西鐵路（Chicago Burligton and Quincy）的控制權，這是一條威脅聯合太平洋鐵路生存空間的小鐵路。當希爾拒絕哈里曼提出的鐵路收購條件后，哈里曼決定通過收購北太平洋公司來解除這條鐵路帶來的威脅。

與哈里曼合作的銀行家是雅各布·謝弗，而希爾是摩根銀行的客戶，因此對希爾的進攻也就是對摩根的進攻。但是，謝弗毫不畏懼，他很快就悄悄地將大部分北太平洋公司已發行的優先股（這種優先股和普通股有同樣的投票權）收購到手。同時，他還持有了相當數量的普通股，這使哈里曼控制了絕對多數的北太平洋股票。而此時摩根還在歐洲，他“打了一個小盹”，對此一無所知。

當摩根銀行最終察覺到這個偷偷醞釀的計劃時，隨即向摩根發出了一封緊急電報，要求他授權銀行在5月6日（星期一）開盤后購買15萬股北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對他們來說，剩下的一線希望是：如果希爾能夠在市場上購得北太平洋公司的大多數普通股，他就可以拖延時間，來購回優先股，因為這是公司有權決定的，這樣，希爾就能獲得控制權。實施這個計劃至少要花費1500萬美元，但是摩根立刻回電批準了這一計劃，于是摩根和謝弗之間的競賽開始了。當華爾街的巨人開戰的時候，華爾街上所有其他人都要格外小心，免得被無辜傷及。

到了星期一早晨，哈里曼和希爾兩人總共持有北太平洋公司80萬股中的63萬股。但是，到星期二收盤的時候，摩根又為希爾的賬戶上添進了12.4萬股，這樣市場上只有4.6萬股還在其他人手里，而這一天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成交了53.9萬股的天量。這巨大的交易量中絕大多數來自一些做空投機者，他們一直期盼北太平洋公司的股價下跌，而這只股票的價格從謝弗開始購進起就一路上揚。

等空頭們意識到哈里曼和希爾兩人正在競相收購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時，一切都太晚了。他們在絕望中只好拋售掉手中的其他股票，并以高價買進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來履行合約。于是其他股票和債券的價格出現了雪崩似的下跌，例如摩根剛收購的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幾天前還在每股54.75美元的高位，星期四一天內就從每股40美元滑落到每股26美元。

當時市場對北太平洋公司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一位經紀人為了將500股股票從奧爾巴尼帶到紐約，不惜專門雇了一列火車。一家小公司——諾頓公司（Norton）以每股1000美元的價格將300股賣給了一個空頭，這個價格是一星期之前的10倍。一個剛從郊區返回城里的場內經紀人搭乘一輛出租車回到華爾街，當他看到顯示牌上北太平洋公司的股價正在一路飆升時，冒冒失失地承認他有1萬股。場內那些絕望的空頭們撕扯著他的衣服要買他的股票，最后他在交易所大廳里幾乎被人剝了個全身精光。

到星期四的中午，這場恐慌幾乎要將整個華爾街吞噬，J·P·摩根和庫恩·勒布銀行只好簽訂緊急停戰協定。兩家銀行都宣布不再購買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同時允許所有的空頭以每股150美元的價格平倉，將他們從破產邊緣拉了回來。結果很明顯，庫恩·勒布銀行成功地狙擊了摩根銀行，使之不得不簽訂停戰協議，這使得哈里曼得到了他從最開始就想要得到的——不是北太平洋公司的控制權，而是伯靈頓鐵路對他的權益的尊重。他很快成為伯靈頓鐵路的董事會成員。

《紐約時報》（此時這家報紙已經由阿道夫·奧克斯[135]經營，至今他的后代還擁有這家報紙。在此后不久，這家報紙就成為時代的記錄者，而且它一直以此標榜并引以為榮。）對整個事件極為厭惡，將這場爭戰比成“打紅了眼的牛仔拿著槍互相亂射，全然不顧旁人的安危”。

北太平洋公司一役是整個華爾街歷史上最后一次鐵路大戰，它讓華爾街好像又回到了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那個狂亂而又混沌的時代。在新世紀來臨之際，兩個塑造了華爾街全新形象的人，卻不無諷刺地成為華爾街上最后兩個“牛仔”，這就是典型的華爾街，充滿了戲劇性，充滿了矛盾。

第十章“為什么您不告訴他們該怎么做呢，摩根先生？”（1901年～1914年）

[譯者題注]

20世紀初期，極度繁榮的美國經濟被一次由銅礦股票投機案引發的股市危機帶入了深淵，股市的危機同時也引發了銀行的擠提和連環破產，華爾街岌岌可危。華爾街的巨頭們齊聚在摩根的書房里，一籌莫展。摩根的助手向摩根問道：“為什么您不告訴他們該怎么做呢，摩根先生？”……

譯者導讀

·到1900年，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經濟強國。美國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各國的警覺，但是，受到實力也超越了自己的德國的威脅，英國不得不與在大洋對岸剛剛成長起來的這個巨人建立起緊密的關系，而通過大西洋海底電纜聯系在一起的紐約和倫敦兩大金融市場的逐步一體化對這一關系的維持至關重要。

·此時的華爾街，在規模和影響力方面上已經可以與倫敦分庭抗禮了。紐約證券交易所搬進了新的交易大樓，裝備了各種電子演示器，交易員奔忙穿梭，報價之聲不絕于耳。交易所里交易的證券為這個正在形成中的現代化工業強國提供了發展所需要的資金，而華爾街的銀行家正是推動這個巨大工業化進程的先鋒力量，然而，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他們一直是飽受爭議的人群，常常受到代表小農場主利益的政治派別的猛烈攻擊。

·摩根是他們當中的杰出代表，1901年，他出面組織的辛迪加并購了鋼鐵大王卡耐基的公司，創立了能夠進一步壟斷國際鋼鐵市場的美國鋼鐵公司，該公司的資本金達到14億美元，超過當年聯邦預算支出的兩倍多。當然，在這個階段的美國經濟生活中，摩根所起的作用還遠不止于此。

·20世紀最初階段極度繁榮的美國經濟在慢慢醞釀著一場危機，而這場最終在華爾街爆發的金融危機的直接起因卻是遙遠的西部小鎮比尤特的銅礦之爭。電的發明引發了對銅的巨大需求，投機家海因茲利用他的聰明和詭計在比尤特一舉擊敗了華爾街大老板在當地的勢力。一夜暴富的海因茲來到華爾街，試圖在這里重復并放大自己的成功。他控制了幾家銀行，開始了對銅礦股票的投機操縱。可是，紐約不是比尤特，在這里，他遭到了他的老對手們的強大阻擊而一敗涂地，他試圖囤積的銅礦股票的價格一落千丈。這引發了一家又一家銀行的連環擠兌，一場金融恐慌蔓延開來。

·再一次，依仗摩根巨大的影響力，摩根和華爾街的銀行家們阻止了這場可能將美國經濟拖入深淵的金融恐慌。美國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體，在危機中不得不依靠摩根個人來扮演中央銀行角色，這一事實促成了美聯儲在1913年成立。這一年，成為美國金融歷史的分水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在對華爾街產生深遠影響的同時，這場戰爭也將徹底改變世界格局。

1836年，“華爾街”一詞開始代表紐約的資本市場，到美國南北戰爭結束的時候，它已經是美國資本市場的代名詞了。19～20世紀之交，華爾街有了更多的象征意義：在海外，它代表著美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巨人的經濟實力；在美國，它是那些在南北戰爭后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的銀行、鐵路和工業公司的代名詞。而這些在很多人眼里，已經到了需要加以約束的時候。“左派”（The Left）這個詞正是在這個時期進入美國英語，用來代表美國政治觀點中的一派。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左派逐漸成為政壇上一股越來越強大的力量，左派和華爾街派之間的政治斗爭，幾乎描繪和涵蓋了整個20世紀美國的基本輪廓。

在20世紀，“左派分子”通常也被稱做激進分子，而在19世紀，“左派分子”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他們是杰斐遜和杰克遜的傳人，鼓吹小農場主的利益而反對維護“資本的利益”。因此，他們從根本上是反對華爾街的，就像他們的祖輩和父輩反對美國的第一和第二美國銀行一樣。但是，此時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場主在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正在迅速崛起并逐步替代他們的政治力量，是新工業時代數以百萬計的勞工，這些人雖然生活在城市里，但工作條件極其惡劣。當然，杰斐遜早在工業經濟來臨前就死去了，于是左派只好將目光投向歐洲，希望學習歐洲模式來抵抗資本的力量。在此后的歲月里，大規模的國有經濟在美國從未發展成為主流，但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卻不然。從那個時候起，政府何時干預經濟以及如何進行干預的問題一直是美國國內經濟和政治論戰的焦點。

此時的美國經濟體已經相當龐大，這主要得益于迅速發展的鐵路網，它使得整個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統一的經濟體，同時，內部競爭推動了成本的降低和創新的涌現。到1900年，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強國。它保持著棉花、小麥、玉米等世界主要農產品出口國的地位，同時，它也是世界主要的礦產品出口國，其中包括兩種新的礦產品——石油和銅。在這個時期美國也成為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品出口國，1865年，工業品出口只占到美國出口額的22.78%，但到1900年，這些產品已經占出口額的31.65%，而出口總量也大大增加，與以前不可同日而語。

在所有的出口增長中，鐵產品和鋼產品的增長最為引人矚目。它們是19世紀后期最前沿的工業技術中的“鋒刃”。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鋼鐵制成品出口額每年只有大約600萬美元，但是1900年，美國出口了價值12191.4萬美元的鋼鐵產品，包括火車頭、發動機、鐵軌、電力設備、電線、管道、車床、鍋爐和其他鋼鐵產品，甚至連縫紉機和打字機等也開始大批量出口。

1901年的證券交易所大廳。隨著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紐約證券交易所大樓這座30 年前建造，并于19世紀80年代擴建過的建筑此時已經太小，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交易的需要。

歐洲這個素來大量進口原材料而出口工業制成品的制造業基地開始警惕起來。19世紀90年代，一些警示性的書籍開始在歐洲出現，例如《美國入侵者》（The American Invaders）、《世界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美國對歐洲的商業入侵》（The American Commercial Invasion of Europe），等等。此時的英國發現，它的經濟霸權地位不僅受到來自美國的威脅，也受到來自德國的挑戰，后者在生產能力上已經遠遠超過了英國。由于德國在軍事上也對英國構成威脅，英國決定和它已經在北大西洋對岸成長為巨人的后裔建立一種更緊密的關系。在即將來臨的世紀中，我們將會看到這種關系演變成現代世界中所能見到的兩個強國之間最緊密的關系。

作為新興工業經濟基石的鋼鐵也徹底改變了華爾街的外觀。許多建于19世紀50年代的陳舊的6層小辦公樓被一一推倒，讓位給“摩天大樓”（skyscraper）——這個詞在1883年才被創造出來。鋼鐵建材的出現和電梯的發明使摩天大樓成為可能，而紐約狹小的城市面積更使得摩天大樓的大量出現不可避免。紐約古老街區里窄窄的街道從此開始熟識摩天大樓巨大的投影和樓宇之間漏出的些許陽光。這種趨勢引起了市民和市府官員們的警覺，當40層的“衡平保險公司大廈”（Equitable Building）在雪松大街和青松大街之間的百老匯上開始建造時，它嚴嚴實實地占據了整個街區，這直接導致美國第一部城市規劃條例的頒布。就像快餐一樣，城市規劃條例也發源于華爾街。事實上，美國文化中很多與金錢無關的傳統都與華爾街有關。

1903年，紐約證券交易所搬進了在寬街8號原來位置上蓋起的新交易大樓。新交易大樓比原來大得多，它最有特色的是以6根科林斯式大柱子裝飾的古典庭面，屋頂的三角墻上裝飾的是約翰·昆西·亞當斯·沃德[136]的雕塑。大樓里面有一個巨大的交易大廳，寬30米，長56米，高24米，與日益增長的交易規模相匹配。這個交易大廳直到今天還是股票交易的場所（盡管現在有計劃要將交易所遷到寬街對面的摩根銀行后面一片更寬闊的地方去）。

紐約交易所的交易大廳在當時是紐約最寬大的室內場所，其中布滿了各種電子顯示器，在這里，每天都上演著一幕幕人間悲喜劇。交易員在大廳里面匆忙穿梭，由于紐約交易所不允許像期貨交易所那樣使用手勢來報價，在不同交易席位的買賣雙方通過公開叫價進行出價和應價，所以大廳里總有不絕于耳的報價聲，如同怒吼咆哮，又如同轟轟雷鳴，無休無止。

[136]約翰· 昆西· 亞當斯· 沃德（John Quincy Adams Ward，1830~1910）， 美國雕刻家。—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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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正在創造一個現代工業國，而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里交易的證券為這個新興工業國的發展提供了資金。盡管在一般人眼里，那些銀行家、經紀人和實業家們看上去有點保守，但事實恰恰相反，就像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Frederick Lewis Allen）在50年前所寫的那樣：“摩根和現代化大工業的其他締造者，還有那些設計新公司結構的律師和立法者，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先鋒力量，他們正在改變美國的面貌；而那些不愿看到這種改變的保守派在拼命維護過去的制度和他們自己的利益。你也許會質疑摩根前進的方向，但是有一點卻毋庸置疑，那就是這種前進的速度是飛快的，而且摩根相信這會使整個國家受益。”

1908年寬街上的路邊交易市場。鋼鐵構架和電梯使得摩天大樓成為可能，它們此時已經替代了寬街上原來那些六層小樓，但是路邊交易市場——納斯達克市場的“精神祖先”——卻一直沒有移到室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

毫不奇怪，在20世紀來臨之際，這些變化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驚慌失措。此時，摩根已經組建了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和國際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等上市公司。1901年，他又組建了美國鋼鐵公司（U. S. Steel），這家公司來自卡耐基鋼鐵公司總裁查爾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的創意。施瓦布就其所任的職位來說，年輕得令人難以置信（當安德魯·卡耐基任命他為卡耐基鋼鐵公司總裁的時候，他才只有35歲）。1900年12月12日在第五大道和55街交界處的大學俱樂部舉辦的一個晚宴上，他接受了一項頒獎。晚宴有80人出席，包括卡耐基、E·H·哈里曼、雅各布·謝弗和J·P·摩根等。

施瓦布是個天才的演說家，他最大程度地利用了這樣一個能影響美國新經濟領袖人物的機會。當他被邀講幾句話時，他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向在場聽眾闡述了他眼中美國鋼鐵工業的前景。此時美國鋼鐵工業在全世界已經是效率最高的了，但是施瓦布告訴那些已經被他的演說深深打動的銀行家和實業家們，美國的鋼鐵工業還可以更上一層樓。施瓦布建議，如果鋼鐵工業進行一次大的合并，組建一家資產規模最大、同時也最高效的大鋼鐵公司，那么由于擁有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巨大優勢，這家公司將擊敗英國和德國的鋼鐵公司，稱霸世界鋼鐵市場。

摩根就坐在施瓦布的旁邊，在整個演講過程中，他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一支未點燃的雪茄在他的手里被慢慢地搓成了碎屑。晚宴之后，摩根將施瓦布帶到一旁，兩人又悄悄地談了幾分鐘。摩根以雷厲風行著稱，他決定將施瓦布描述的前景變成現實。但是，兩人都知道，要做成這件事，安德魯·卡耐基是關鍵，因為卡耐基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公司。卡耐基住在曼哈頓北哈德遜河畔圣安德魯鄉村的木屋別墅里，他是一個蘇格蘭人，喜歡在那里打高爾夫球。19世紀80年代之前，高爾夫球在美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此時已經開始在商人和其他一些富足得能夠玩得起這項昂貴運動的人群中爆炸式地流行起來（約翰·D·洛克菲勒是這項運動早期的另外一個狂熱愛好者），高爾夫球場很快就成為談生意的方便場所。經過一場高爾夫比賽（施瓦布小心翼翼地讓卡耐基贏了這一場），一筆歷史上最大的交易達成了：卡耐基愿以4.8億美元的價格把他的鋼鐵公司出售給摩根出面組織的辛迪加[137]。摩根立刻祝賀卡耐基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從此，卡耐基不再埋頭經營企業，在他余下的20年里（他于1919年去世），他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將他的巨大財富捐獻給社會。

這筆交易的數額之巨使每一個人都目瞪口呆。新成立的公司叫做美國鋼鐵公司，資本額達到了14億美元。與之相比，當年的聯邦預算支出只有5.25億美元，整個美國所有的制造業總資本是90億美元。即使是《華爾街日報》也承認“為這筆交易的規模感到不安”，同時也猜測這家新公司的成立是否標志著“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潮”。在華爾街的圈子里面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長久以來，華爾街一直被稱為段子王國的首都，盡管它的這一地位現在受到了互聯網的嚴峻挑戰——老師問學生，是誰創造了世界，一個小男孩回答說：“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創造了世界——但在公元1901年，世界又被摩根先生重組了一回。”

這種不安遠不僅限于華爾街，那年秋天，西奧多·羅斯福在麥金利死后繼任總統，他堅信并提倡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防止某些強大的經濟力量變成政治上的霸權。當1904年美國司法部宣布按照《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起訴并要求拆分北方證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rporation）時，J·P·摩根被驚得目瞪口呆。北方證券公司是摩根處理E·H·哈里曼和詹姆斯·J·希爾關于北太平洋鐵路公司的經濟糾紛而成立的一家公司。摩根火速趕到了華盛頓，想搞明白為什么西奧多·羅斯福不能像紳士之間的交往那樣事先告訴他，以便私下里達成一個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

“如果我們有什么做得不妥，”摩根這樣對總統說道，“請您派人接洽我的下屬，他們會妥善解決問題。”

“我不會那樣做。”羅斯福告訴他。

“我們不是要它作什么改進，”總檢察官解釋道，“我們是想讓它關門。”于是他們真的讓它關門了。

盡管羅斯福領導下的聯邦政府不斷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但它一直缺乏一個最基本的調控工具——中央銀行。1836年，安德魯·杰克遜摧毀了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第二美國銀行，從那以后，美國成為幾個主要經濟強國中唯一沒有中央銀行的國家。中央銀行的職能是監控商業銀行，管理貨幣供應，同時在金融市場恐慌或銀行危機時期擔當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銀行危機通常也被稱為流動性危機，從金融的角度來看，流動性指一種資產與另外一種資產互換的難易程度。例如土地資產，因為每一塊都有其獨特性，所以很難互換，它被認為是所有資產形式中流動性最低的。與之相反，貨幣的流動性最高。“貨幣”的準確定義就是一種在與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易中都能夠被普遍接受的商品。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恐慌，當它一旦蔓延到整個經濟體系當中時，人們便開始將手中的資產轉換為流動性更高的資產。他們會將股票和債券賣出以換成現金和黃金。當他們開始擔心銀行不夠安全時，就會到銀行提取他們的存款——這些存款本來只是在銀行存折上的一些數字符號，現在他們將現金取出自己藏好。

在大多數情況下，銀行要隨時應付存款人的提款，而其發放的貸款則只有到期時才能收回，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銀行永遠都處在無法清償的狀態。一旦存款人開始懷疑某家銀行的安全性并開始提取存款時，他們很快就會將該銀行的現金提光，迫使其關門或者至少是暫時性地停業。這當然會使其他銀行的存款人也緊張不安，恐慌就通過這種情緒的相互傳染而擴散開來。恐慌，即使是金融恐慌，也有充分的理由證明其本質上更應該是一個心理學術語，而不是一個經濟學術語。（它同時也提醒我們，“經濟學”在本質上是研究市場中人的學問，而人有著與生俱來不可預測的奇怪天性。就像愛無法簡單地用一堆數字來解釋，經濟學同樣是這樣。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們能夠記住這樣一個無法回避的基本事實，那么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學就會減少很多災難。）

中央銀行以各商業銀行穩健的貸款組合作為擔保，向這些銀行提供足夠的現金以滿足其短期的流動性需求，如有必要它還可以印刷鈔票，一旦人們覺得存款有保障，可以隨時提取，恐慌也就得到了控制。美國在19世紀所發生的幾次周期性的恐慌，例如1857年、1873年和1893年的恐慌，正是由于缺乏一個中央銀行，所以遠比歐洲類似的恐慌強烈，破壞性也要大得多。但是在人們真正接受這個教訓之前，還要再經歷一次這樣的金融恐慌。

[137]辛迪加（Syndicate），指財團或聯合企業。—譯者注

*　　*　　*

美國經濟剛剛從19世紀90年代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中復蘇過來，開始了飛速的擴張，20世紀初達到極度繁榮。隨著進出口額在1896～1907年期間翻了一番，由于關稅的增長，政府收入也翻了一番。在那些年里，道瓊斯工業指數上漲了150%，而卡耐基鋼鐵公司的利潤從經濟衰退最低谷時的每年300萬美元，躍升到1901年卡耐基將公司賣給摩根時的4000多萬美元。

但是，所有的繁榮都孕育著毀滅的種子。在金本位制度下，最終決定貨幣供應量的黃金供應量終會趕不上全球經濟對資本需求的增長。此外，這一時期還發生了一系列現在回過頭來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戰爭，如南非的布爾戰爭[138]和日俄戰爭[139]。由于這些卷入戰爭的政府需要進入世界金融市場為戰爭籌措資金，這給世界金融市場又增加了額外的負擔。利率（也就是資本的價格）逐步上升，一向謹慎的華爾街人已經公開表示他們的憂慮了。早在1906年1月，雅各布·謝弗就警告說：“如果這個國家（指美國）的貨幣狀況不能有根本改變……那么你很快就會在這個國家看到一場恐慌——這場恐慌將會使得以前的所有恐慌顯得像是小孩過家家一樣。”

此時的美國經濟依然保持著強勁的增長，物價平穩，公司贏利也在增加，但是作為先行指標的股市指數在1907年3月開始下跌，盡管只是暫時的。與此同時，世界市場仍然處于極度不安之中。由于英國的黃金儲備大量減少，出現了一次對英鎊的恐慌。亞歷山大、埃及和東京的股票市場開始崩盤。在美國，許多經營良好的公司和信譽極佳的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債券也開始發行不出去了。

而當真正的危機到來的時候，就像華爾街歷史上所常見的那樣，它不是直接由華爾街自身引起，這一次它是由發生在偏遠西部地區的一個事件引起的——蒙大拿州的比尤特（Butte）“銅礦王”（“copper kings”）之爭。

電的發明帶來了對銅的巨大需求，在蒙大拿州和亞利桑那州的銅礦已經發生過好幾次大的罷工。比尤特被稱為“地球上最富有的山丘”，每年能從這里長達600英里（約900公里）的隧道的礦井中開采出大約3億磅銅。但是，比尤特缺乏法律和秩序，為了刺激銅礦的開采，蒙大拿州通過了所謂的《礦脈頂法》（Apex Law），按照這個法律，礦主可以順著自己地產中的礦層進行開采，即便礦層延伸到別人的地產也不受限制。圍繞如何界定這些“礦脈頂”，產生了很多激烈的爭執，也經常引發暴力沖突。在比尤特地下昏暗的豎井和連綿不絕的隧道里面，人們對武力爭斗早已司空見慣。

來自布魯克林的F·奧古斯塔·海因茲（F. Augustus Heinze）1889年作為波士頓-蒙大拿礦業公司（Boston and Montana Company）的一個雇員來到比尤特。他曾有一段很短的時間前往加拿大淘金，不過，在離開比尤特之前，他對該公司的礦產資源已經十分熟悉了。在加拿大發了一筆財后，他回到了比尤特，開始購買這里的礦產。他是一個天生的探礦者，他的鼻子似乎對礦石有一種神奇的嗅覺，經常能獲得意外之財。當然，當他利用“礦脈頂法”奪得原本屬于波士頓-蒙大拿礦業公司的礦產時，他也充分借助了他對當地地理條件的了解。

但是，在當時，波士頓-蒙大拿礦業公司已經是一個銅礦托拉斯——統一銅礦公司（Amalgamated Copper Company）的一部分了，統一銅礦公司的老板和董事會會員包括了J·P·摩根、標準石油的高級主管H·H·羅杰斯（H. H. Rogers）、第一國民銀行（現在是花旗銀行的一部分）的老板詹姆斯·斯蒂爾曼（James Stillman）和約翰·D·洛克菲勒那個遠比他神氣活現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對于海因茲厚顏無恥地把他們的財產占為己有的做法，他們十分不滿，但是他們又沒有什么好的辦法來阻止他。海因茲巧舌如簧，很快就獲取了礦工們的支持和選票。他還神通廣大，影響了好幾個法官的選舉，因此這些法官都很樂意為他辦事，絲毫不在乎損害統一銅礦公司的利益。

最后，統一銅礦公司的大老板們決定，與其讓他們在比尤特的財產受到威脅，不如把這個討厭的小暴發戶買過來劃算得多。他們用1050萬美元買下海因茲在蒙大拿的全部產權。如果在1905年有《福布斯》排名的話，這筆錢足以讓他進入前400名。海因茲在比尤特教訓了一群大家伙，于是覺得他在華爾街也能如法炮制，但是他錯了。

銅礦股票仍然很走俏，海因茲相信，他在比尤特的成功經驗無疑能使他在投機銅礦股票的活動中占有天然的優勢。他和莫爾斯開設了一家名字聽上去很響亮的公司——聯合銅業公司（United Copper Company），資本金高達8000萬美元，但公司除了發行股票所籌集來的錢以外，其他的資產其實很少。

海因茲和莫爾斯在1907年1月開始了他們的坐莊操作。3月，當其他公司股票受挫的時候，聯合銅業股票卻一路上揚。整個春季和夏季市場都不穩定，但是海因茲和莫爾斯卻使聯合銅業股價保持穩步上升。最終，到10月時，由銅業板塊領跌，整個市場開始崩潰的時候，海因茲準備將他的坐莊計劃付諸實施了。

10月14日，星期一，空頭開始補倉，此時其他所有的銅業股票都開始下跌，而聯合銅業卻從每股37.5美元一下躥升到了每股60美元。海因茲認定已經穩操勝券，于是向不同的經紀人發出指令，要求執行看漲期權，時間決定一切。但是，這些經紀人的動作卻莫名其妙的慢，遲遲沒有下單。接著，報紙上開始質疑聯合銅業公司的財務狀況。盡管沒有證據表明標準石油涉入這兩件事情當中，但是無論是當時的華爾街人，還是以后的歷史學家們，很少有人懷疑這一切不是百老匯26號——洛克菲勒帝國總部指揮的。

1907年“崩盤日”，西瞰華爾街。三一教堂是華爾街最具標志性的建筑，從1874 年起就一直矗立在距此一個街區以外的地方。

不受海因茲和莫爾斯控制的銀行開始要求這兩個人提前償還貸款，迫使他們在這個緊要關頭賣出股票。星期二早晨，聯合銅業公司的股票因為那些對財務問題的質疑而開始下跌，來歷不明的大宗賣單涌向交易所大廳，使得股票價格進一步下跌。整個華爾街都謠傳這些賣單是從H·H·羅杰斯手中出來的。當天收盤時，聯合銅業前一天的漲幅已完全蒸發了，股價收于每股36美元。星期三，股價繼續下滑，收于每股10美元。海因茲的坐莊計劃被徹底粉碎，付之東流的還有他的數百萬美元。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后面。一家名為商人銀行（Mercantile Bank）的銀行出現了擠兌，聽命于標準石油的紐約清算中心（New York Clearing House）拒絕為其提供幫助，除非莫爾斯和海因茲辭職。10月18日，星期五，莫爾斯和海因茲被迫辭職。接下來的星期一，股市再一次下跌，銀行擠兌現象進一步加劇，這一次還包括了海因茲控制的尼克博克斯信托銀行，當時紐約的第三大信托公司。

位于第五大道雄偉的尼克博克斯信托銀行總部仿佛變成了一座瘋人院，存款人拼命沖向銀行出納員，想把自己的存款提出來。許多人認為，像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這么大的銀行出現問題，紐約清算中心理所當然地應該提供幫助，但是清算中心卻作壁上觀，絲毫不為所動。10月22日，星期二，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的總裁鼓起勇氣，決定在正常時間開門營業，希望以這樣的姿態向人們表明銀行經營狀況仍然良好。但是，這一招并不管用，數小時之內，存款人提取了800萬美元的現金。下午，尼克博克斯信托公司宣布破產。

海因茲和莫爾斯的金融王國被徹底摧毀了，他們個人也遭受了和尼克博克斯信托銀行一樣的命運——破產。標準石油的復仇成功了，但是整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卻因他們的成功而面臨著巨大的威脅。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星期三銀行擠兌進一步惡化，銀行的危機將會殃及紐約證券交易所。

不幸的是，此時的美國缺乏一個能夠印鈔的中央銀行來應付這場危機，羅斯福政府束手無策，只能將這個問題交給當時唯一具有足夠影響力和聲望來協調整個華爾街的人——J·P·摩根。其他主要的銀行家都已經要求摩根提供所有可能的幫助，紐約清算中心也不例外。約翰·D·洛克菲勒愿意出資1000萬美元。財政部部長喬治·B·科特柳[141]在周末火速趕到紐約，他告訴摩根，財政部準備向紐約的那些銀行注入600萬美元，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繼續注入資金。當這個處在危機中的國家的所有人把目光投向摩根銀行總部，并請求幫助的時候，J·P·摩根和他位于華爾街23號的摩根銀行事實上扮演了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的中央銀行的角色。

星期一，摩根意識到尼克博克斯信托銀行已經不可挽救了，這也是為什么清算中心一直沒有出手幫助它的原因。但是，到了星期三，華爾街和寬街上擠滿了人，即使在聲譽最好的銀行門外，焦急的存款人也排起了長龍。此時另一家銀行——美國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America）也陷入了困境：當天1點，這家銀行有120萬美元以待提現之需，但到1點20分的時候，只剩下80萬美元了，到1點45分，剩下不到50萬美元。半個小時后，已經只有18萬美元了。

美國信托公司的總裁和大股東奧克·薩恩（Oakeigh Thorne）沖進摩根銀行，請求摩根給予援助。摩根轉過身去問他的助手們，美國信托公司的基本狀況是否良好，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現在是出手解決問題的時候了。”摩根說道。他下令將一大筆錢送到美國信托公司，以幫它渡過當天的難關。

摩根要求財政部部長科特柳將政府資金存入當時擠兌最嚴重的信托銀行，但科特柳不能這樣做，因為按規定，他只能將錢存入國民銀行[142]中。摩根于是讓他在國民銀行里面存入3500萬美元，然后再讓國民銀行將錢轉手借給那些信托銀行。

那天晚上，紐約所有重要的銀行家在摩根位于東36街的富麗堂皇的私人圖書館里聚會。當這些銀行家們在東邊的房間里開會的時候，摩根坐在西邊的辦公室里，里面有三層裝滿了西方文學名著的玻璃書柜。摩根得了重感冒，他坐在壁爐前面，不停地玩著單人紙牌，抽著雪茄。

“為什么您不告訴他們該怎么做呢，摩根先生？”他的圖書管理員，也是他最信賴的助手貝爾·格林（Belle Greene）問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么辦，”摩根以他特有的直率回答道，“但是總會有人提出一個可行的方案，然后我再告訴他們怎樣去做。”

銀行家們終于折騰出了一個方案，他們建議動用清算中心的存款以增加流動性。這一方案獲得了摩根的首肯。所有銀行會員都在紐約清算中心有大量的存款，以方便銀行之間的結算。這些銀行家決定使用清算中心存款憑證并支付6%的利息，就可以進行結算，而不再需要動用現金。這樣就使得那些經營還比較良好的銀行能夠動用它們在清算中心的存款來滿足客戶的提現需求。這客觀上增加了貨幣供給——這從來都是結束流動性危機的關鍵，于是，市場上立刻增加了8400萬美元的巨額貨幣供給。當人們發現銀行能夠滿足他們任何和所有的提現要求時，他們就不再想真正去提現了。1907年的恐慌也隨即結束了。

摩根在平抑恐慌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獲得了非凡的成功，贊譽之詞接踵而來。他的合伙人喬治·W·珀金斯（George W. Perkins）這樣說：“在我所了解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一位將軍在指揮一場戰斗時，表現得比摩根先生更加機智與勇敢。”甚至在8月份還在嚴厲批判那些“擁有巨大財富的犯罪分子”[143]的西奧多·羅斯福，此時也毫不吝嗇地贊美“這些具有傳統美德的商人，在這場危機中的表現，充滿了智慧和公眾精神”。

當然，任何好事都免不了受到責難，許多左派，包括專門揭短的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指責摩根為了自己惡毒的目的煽動了這次恐慌，在此后的很多年里，還有其他類似的謠言對摩根進行中傷，但摩根從來不屑于屈尊去回應這些無恥的指控。

1907年的恐慌在剛剛開始時就被遏制住了，沒有像以前的恐慌那樣導致經濟衰退。經濟很快就恢復了繁榮，而且這次恐慌還帶來了一個完全正面的結果：國家在緊急情況下只能求助于華爾街的實力派這一殘酷事實，使得那些中央銀行最堅定的反對者們也認識到，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再也離不開中央銀行了。這個國家從托馬斯·杰斐遜那里繼承的最不幸的遺產，在百年來給這個國家不時帶來一次次深重災難之后，終于被徹底拋棄了。

盡管如此，直到6年以后被稱為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中央銀行架構才最終建立起來。華爾街當然希望中央銀行的總部設在紐約，畢竟錢都在這里。然而，出于政治原因，紐約從來就不在備選之列，因為紐約是“貨幣托拉斯”的心臟，是大資本的代表。最終，美國建立了12家儲備銀行，其中一家設在紐約，其余的分布在全美主要的城市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席。這些行長定期在華盛頓開會，通過投票以多數原則采取一致行動。

但是，新設立的美聯儲覆蓋的范圍也是有限的。從1863年開始，聯邦政府特許成立的國民銀行被要求加入到聯儲體系中，數量更多的州立銀行中只有達到一定標準的銀行，才被邀請加入。然而，絕大多數的州立銀行達不到標準，因此那些實力最弱的、也是最需要這一新體系監管和保護的銀行反而被排除在外。

美聯儲能采取的行動也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尤其在對銀行的貸款組合中有多大比例可以用做抵押的判斷上。美聯儲能以各銀行的短期商業貸款和農業貸款為抵押，向銀行提供現金，但不能以未開發的土地或者已開發的房地產作抵押向銀行提供貸款。《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中的這兩條規定將在此后的20年里帶來毀滅性的后果。

1913年12月23日，國會立法批準設立美聯儲，這一年成為美國金融史上的分水嶺。

摩根出生于富庶之家，長大以后更是隨隨便便就能玩得起私人游艇——一項可能是由摩根設立的衡量富人的標準，但是他對斂財從來就沒有太大的興趣。對摩根而言，讓美國經濟合理化更為重要，而且他在致力于經濟合理化的過程中所累積起來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金錢所能帶來的影響力。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摩根銀行仍將是美國最大的銀行，而且，此后再也沒有一個普通美國公民能有像摩根那樣大的權力和影響力。

然而，比摩根逝世影響更大的是美國的新政治格局。由于威廉·霍華德·塔夫托[144]——西奧多·羅斯福親自挑選的繼承人——奉行謹慎的公共政策而和羅斯福發生分歧，羅斯福分裂了共和黨。1912年，在共和黨的全國大會上，羅斯福輸給了塔夫托，后者獲得了共和黨的提名。羅斯福退出了共和黨全國大會，創立了美國進步黨[145]。盡管自美國南北戰爭以來，共和黨一直是美國的多數黨，但羅斯福的這一舉動導致伍德羅·威爾遜[146]當選美國總統（他在摩根逝世前一個月宣誓就職），也給了這位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的總統在參眾兩院同時獲得多數派支持的機會。

隨著美聯儲的成立，威爾遜和他在國會的同盟加快了制定《個人所得稅法》的步伐，并由威爾遜在1913年10月23日簽署通過。剛開始的時候，這個法案似乎無關緊要，它僅僅影響到2%的家庭，只是對民主黨內主張“劫富濟貧”派（soak-the-rich wing）的一種安撫，而不像是一項嚴肅的稅制改革，但它卻有著深遠的影響。

如果說1913年是美國金融史上的分水嶺的話，那么1914年也是。1914年6月28日，一名狂熱分子刺殺了奧匈帝國的王位繼承人——費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rd）[147]。歐洲的政治家們都試圖利用這一政治事件——這是政治家的天性，但是局勢的發展越來越糟，政治家們騎虎難下，全歐洲的軍隊都被動員起來，整個事態失去控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所說的“20世紀災難的種子”已經播下。華爾街，以及整個世界，都將完全不一樣了。

第十一章“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嗎？”（1914年～1920年）

[譯者題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美國和華爾街來說，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到1918年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超越了歐洲強國，而紐約則超越了倫敦。剛剛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華爾街遭受了一次巨大爆炸的沖擊，驚魂未定的來訪者戰戰兢兢地問華爾街人：“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嗎？”……

譯者導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與金融危機的爆發相似。盡管在此前的數年里，由于幾個歐洲大國的勾心斗角，戰爭的陰影已經醞釀了很久，但是，戰爭的直接起因卻是一個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1914年6月，一名狂熱分子在薩拉熱窩刺殺了奧匈帝國的王儲，這一事件立刻被歐洲各國的政治家利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歐洲主要國家都已經處在戰爭狀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煙燃起，“在歐洲各處，明燈正在熄滅。”歐洲長久以來享有的世界經濟和金融霸權結束了，“美國世紀”開始了。

·在戰爭一觸即發的1914年7月底，全球股票市場全線下跌。由于海底電纜已經將世界主要的資本市場聯系在一起，當倫敦交易所宣布暫停交易時，全世界所有的賣單都集中到了紐約，華爾街別無選擇，閉市是唯一的選擇。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歷史上，這是第二次非正常閉市。

·1914年8月，人們普遍估計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將迅速崩潰。但事實是，盡管在戰爭初期美國對歐洲的出口活動受到嚴重影響，但戰爭創造了對軍需品和農產品的巨大需求，訂單源源不斷地從歐洲飛向大洋彼岸的美國，這給美國帶來了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經濟繁榮，而華爾街也在經歷了戰爭剛剛爆發時的短暫恐慌之后，迎來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

·盡管當時每10個美國人里就有1個德國后裔，但是美國的公眾輿論從一開始就倒向協約國一邊。1915年，客輪“路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28名美國人，這一事件使得美國向軸心國開戰。

·對金融資源的爭奪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雙方的一個重要制高點，華爾街的金融資源顯然是傾向于協約國的。在戰爭初期，德國在海上無法擊敗英國，于是在華爾街開出天價，試圖收購對此影響巨大的伯利恒鋼鐵公司，但被擁有伯利恒公司控股權的施瓦布斷然拒絕。

·交戰中的國家不僅需要物資，還需要購買物資的資金。大英帝國在戰前的國防預算每年大約為5000萬英鎊，進入戰爭后每天的花費就要5000萬英鎊。摩根銀行為協約國籌措了大量戰爭所需的款項，美國政府最終也決定向協約國提供直接貸款。4年的戰爭使得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變成了最大的債權國，至此，美國不僅在實業上，而且在金融上，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美國經濟體系中受益最大的莫過于華爾街了，它一舉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太陽，而包括倫敦在內的世界其他金融市場，從此成為圍繞這個太陽旋轉的行星。

·1918年，戰爭的突然結束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一次短暫而急劇的衰退，而后華爾街最著名的10年——20世紀的20年代即將開始。而這非凡的10年卻是以1920年在華爾街的一次爆炸開始的，這一聲爆炸的巨響仿佛是向“華爾街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聲頗具諷刺意味的道賀。”

在金融市場中，沒有比不確定性更令人煩惱的東西了。而同時，金融市場之所以得以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們希望通過金融市場減少不確定性。金融市場可以每天——現在已經可以做到實時——將投資者持有的證券的真實價值告訴投資者，而期貨市場則可以幫助他們鎖定利潤或者減少風險。

沒有什么能比戰爭產生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為戰爭是人類最不可預測的活動，而在大國之間的戰爭則更加無法把握。因此，所有在金融市場中謀生或是依靠市場生活的人，對于戰爭的恐懼，甚至對戰爭威脅的恐懼，都遠遠勝過其他。而很有諷刺意味的是，在20世紀20～30年代，有一個“左派分子”廣泛傳播的謠言：是“死亡商人”[148]和“華爾街”（指大公司和它們的大股東）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兜售軍火和為戰爭融資而從中謀利。

在當時的歐洲，幾個大國為了政治、經濟和殖民利益而勾心斗角，戰爭的陰云已經醞釀了好幾年。使這種不穩定性越來越強烈的是德國皇帝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此時的德國擁有歐洲大陸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這個國家又被狡詐善變而又極度神經質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所控制。在那些年里，每當有危機出現，全世界的股票市場都會急劇下滑，因為人們無法預測威廉皇帝會做出什么樣的事來。

1912年，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對土耳其宣戰，這場沖突將奧地利和俄國卷入其中，并且引發了更大范圍的戰火。市場的反應異常迅速，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場都直線下跌。由于歐洲中央銀行提高了貼現率，市場利率急劇上升。世界上最早的債券——英國的聯合公債[149]甚至跌到了歷史最低點。歐洲國家開始將它們在海外的投資清盤并收回，尤其是在美國的投資，同時，它們將黃金運回本國。8月到10月這一段時間是美國秋季農產品出口的季節，通常也是黃金大量運往美國的季節，但是，在1912年8～10月，只有價值3700萬美元的黃金流向美國。而1913年前6個月，從美國流出的黃金達到了6300萬美元。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場歐洲大戰將不僅給歐洲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后果，也將給美國經濟帶來同樣的災難。19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諾曼·安吉爾[150]出版了一本極為暢銷的書——《大幻滅》（The Grand Illusion），他認為一場戰爭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際信用體系瓦解，而這是所有國家都無法承受的，僅此一點就可以確保任何沖突方都會盡力避免戰爭，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戰爭爆發了，它也會很快結束。英國、法國和德國在美國的投資總共有50億美元，如果發生戰爭，這3個國家會將所有這些投資變現來購買軍火，可以預計，這將導致美國股市的崩潰。歐洲的利率將會扶搖直上，并帶動美國的利率也直線上升，美國的農產品出口將大幅下降。而在1914年，農業仍然是美國經濟的基礎，農業的衰退將會把所有一切都帶入黑暗的深淵。

因此，當時人們都認為一場大范圍的戰爭永遠不會到來，而這主要歸功于安吉爾的影響。1914年初夏，一位經濟學家在《紐約時報》周末版撰文：“一場會招致全體商業界一致反對的戰爭將永遠不可能發生，因為現代戰爭必須要從商業界的錢柜里獲取原動力。”

因此，當弗朗茨·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一個塞爾維亞極端分子刺殺的消息傳到華爾街的時候，市場仍然保持著平靜。在此前的幾十年里，歐洲皇室不斷遭到暗殺，弗朗茨·費迪南大公并不是其中最顯赫的一位。事實上，《商業金融報》在事件發生后簡短地寫道，這次暗殺“之所以給政治和金融觀察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得知這個消息后所引起的驚慌程度之輕微……在一兩天的大量報道和評論之后，整個事件似乎已經被人忘卻”。過去的一年里，市場走勢平穩，利率也在下降。最近的幾個星期，大部分時間里市場一直保持著穩定，政治家、經紀人和銀行家們都在度假。這一年的7月，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只有30萬股。

但是，到了7月底的時候，世界政治局勢卻風云突變。7月25日，英國提議幾個國家一起召開會議解決巴爾干地區問題，而奧地利此時正想利用大公被刺的事件逼迫塞爾維亞在這個問題上讓步。法國和俄羅斯很快接受了英國的提議，但是德國和奧地利斷然拒絕。奧地利擔心這樣一次會議將使它無機可乘，而德國——實際上就是德國皇帝，決心要支持它的奧地利盟友。

7月27日，星期一，華爾街的股價開始放量下跌，同時對黃金的需求大大增加。第二天，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全球股票市場大幅下跌，而黃金價格卻一路上揚，許多市場不得不暫停交易，紐約市場的交易量達到102萬股。次日，隨著歐洲各國動員軍隊的呼聲逐漸增高，歐洲的政治家們發現形勢越來越超出他們的控制，在絕望之中，他們仍舊努力尋求一條和平解決爭端的道路。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交易所關門，包括維也納、羅馬等地的交易所，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林交易所。

次日，對黃金的搶購仍在繼續，開市的交易所日漸減少，即使在開市的交易所里也只能看到瘋狂的拋售。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量為130萬股，達到了1907年恐慌以來的最高紀錄，而同時行情卻大跌，許多股票跌了20%～30%。此時，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還不是美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但也已經是行業領先者之一了，其股票價格從每股58.875美元跌到了每股39美元，跌幅將近34%。伯利恒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雖然只是美國第二大鋼鐵公司，但卻是軍艦和主要船塢所需裝甲鋼板的最大生產商，它的價格竟然也跌了14%。

那天晚上，交易所的管理層開會討論交易所是否應該閉市，爭論雙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那些贊成交易所繼續營業的人擔心閉市反而會加重恐慌氣氛，他們提起在1907年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數百家銀行和經紀行相繼破產的時候，交易所也是照常開門的。但是反對者指出，在1907年，J·P·摩根還在世，他獨有的聲望和能力控制了局面。另外，還有一個不同的情況是，1907年，世界上的其他交易所都沒有閉市，而現在，它們中的大部分都早已經閉市了。

7月31日一大早，倫敦交易所宣布將暫停交易，在其漫長的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華爾街此時已經別無選擇。如果紐約證券交易所繼續開市交易，它將是世界上唯一開市的主要交易所。由于海底電纜已經將全世界的市場聯系在一起，全世界所有的賣家都將集中到這里。事實上，等待著一開盤就賣出的隔夜賣單已經堆積得像小山一樣高了。這一次恐慌來勢兇猛，是華爾街以前從來都不曾領教過的。在緊急會議上，交易所的絕大多數理事都投票支持暫停交易，以觀事態發展。然后，交易所的總裁走過大街，來到了華爾街的“街角”，征求摩根家族現在的當家人——小J·P·摩根的意見。小摩根隨后和美國財政部部長威廉·G·麥卡杜[151]交換了意見，他們都認為閉市是唯一的選擇，這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上的第二次閉市。

然而銀行照常營業，在全美范圍內，由于存款人蜂擁前來提取黃金和現金，有幾家銀行都受到擠兌。從7月27日（星期一）開始的兩個星期內，儲戶從紐約的銀行里面提走了8000萬美元，其中7300萬美元是以黃金的形式提走的。

31日下午，德國對俄國宣戰。到8月3日，歐洲所有的大國都已經處于戰爭狀態。這一天，英國內閣會議決定對德宣戰，外交部部長愛德華·格雷爵士[152]在會后說道：“在歐洲各處，明燈正在熄滅；在有生之年，我們也許看不到它再次點亮了。”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它們的確再也沒有被點亮過——歐洲長久以來享有的世界經濟和金融霸權結束了；“美國世紀”開始了。

[148]“死亡商人”（“merchants of death”），指軍火商。—譯者注

[149]聯合公債（British Consols），英國的一種政府公債，最初發行于1751 年，支付利息且沒有到期日，永不還本。—譯者注

[150]諾曼· 安吉爾（Norman Angell, 1872~1967），英國經濟學家及和平主義者，獲1933 年諾貝爾和平獎。—譯者注

[151]威廉·G· 麥卡杜（William G.McAdoo,1863~1941），美國鐵路行政官員、政治家。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1913~1918）、鐵道指揮官（1917~1919）以及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1933~1938）。—譯者注

[152]愛德華· 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 1862~1933）， 英國政府官員。任外交大臣（1905~1916）時，主張1914 年對德宣戰。—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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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重新恢復商業活動。投資者不僅無法買賣證券，而且，事實上他們根本無從確定手中證券的價值。經紀業一片荒蕪，交易所里一個交易席位要付8萬美元，而租金和其他費用還不算在內，所以，經紀人們都極度渴望交易所能重新開市交易，這樣他們才能賺錢來支付這些費用。地下交易市場幾乎一夜之間就活躍起來，再次證明了“只要有買家和賣家的地方，就有市場”這個千古不變的真理。

幾個場外經紀人宣布他們愿意買賣紐約交易所掛牌證券，但是受到來自紐約交易所的壓力，他們的交易很快停止了。在波士頓、芝加哥和費城，一些拍賣市場逐步發展起來了，它們的功能有點類似于120年前梧桐樹下面的老華爾街。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強烈要求下，這些市場上的股票價格不得在報紙上刊登，這使得它們無法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所（這些信息的缺失也妨礙了歷史學者們了解當時股價的波動情況以及市場的整體規模，但這些市場的規模看來相當龐大）。

不久，交易所后面那條狹窄的新街（New Street）上聚集了一些人，有報道說他們正在買賣證券。很快，紐約證券交易所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受命就此事進行調查。有意思的是，這位紐約證券交易所委員會的委員現在的工作是“防止”在紐約有交易活動。在他著名的報告中，他這樣寫道：“在新街上只有4個人和1條狗。”而實際上那里的市場很快就飛速發展起來，在每天上午10點到下午3點之間，大約有100多名證券經紀人在緊張地進行著交易。

華爾街逐步恢復了運轉。8月12日，清算所允許進行限制性交易，規定交易價格不能低于7月30日的價格。但是，這樣的規定使得每天的交易量只有區區5000～7000股。幾周過后，新街市場的價格穩住了，場外交易市場（Curb Market）宣布11月16日（也就是美聯儲準備恢復運作的那一天）將重新開市交易。芝加哥交易所也宣布將在那之后一周內開市交易。

紐約證券交易所決定于11月28日重開債券交易，12月12日允許對股票進行限制性交易，只允許一些特定的股票交易，必須使用現金，而且不允許賣空股票或作股票期貨交易。在此后的幾周里，紐約證券交易所慢慢恢復了正常。到1915年4月，交易所完全恢復了正常運作。此后，交易所再也沒有發生過連續的閉市了。現在的法律規定，交易所不能連續閉市超過3天，這就是為什么在感恩節過后的星期五，交易所會短暫開市交易。

剛開始的時候，市場蕭條，價格幾乎沒有什么變動，交易量也不見起色。事實上，1914年12月30日，交易量只有區區49937股，是整個20世紀交易量最低的一天。

8月，人們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將迅速崩潰，這一悲觀的看法事實上大錯特錯，這也是市場能夠得以重新開市的唯一原因。9月，歐洲西線的運動戰已經停止，無休止的痛苦的壕溝相持階段開始了。但是，原先人們普遍預計的美國黃金外流也在此時中止了。到年底，出于安全考慮，黃金又開始流入美國。從那以后，這些黃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聯儲地下26米的金庫里，它位于華爾街向北3個街區的自由大街上。與此同時，美國證券對于歐洲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來說也顯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了。

到9月初，一些頭腦冷靜的人士開始重新審視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真正影響。當時的全美制造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主席看到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巨大商機。他大膽地預測，戰爭結束時，美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紐約將成為全球金融之都。他無疑是對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戰爭初期，美國的商業活動肯定受到了嚴重影響。在戰爭開始前一個月，德國從美國進口了260萬浦式耳小麥，但是1914年

8月卻沒有進口一粒小麥。美國的棉花出口也大幅下跌。由于此時的白宮和國會都在民主黨手中，而民主黨內，南方的強硬派又占據了主導地位，因而美國朝野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棉農破產。有人甚至提議每個家庭都購買一大包棉花并儲藏起來直到戰爭結束。威爾遜總統自己就帶頭買了一大包。

但是，一旦英國皇家海軍控制了北大西洋，對美國農產品的需求就開始急劇回升，部分原因是那一年歐洲農業歉收。隨著越來越多的歐洲農村勞動力應征入伍，歐洲農業在整個戰爭期間面臨歉收已成定局。此外，由于德國控制了波羅的海，其盟國土耳其控制了通往黑海的入口——達達尼爾海峽[153]，另一個世界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無法進入世界市場。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4月之間，美國至少出口了9800萬浦式耳小麥，而在一年以前的同一時期，小麥的出口量僅為1800萬浦式耳。

長期以來一直被歐洲控制的亞洲和拉美工業品市場此時也向美國人大開門戶，美國迅速抓住了這個黃金商機。戰爭創造了對軍需品、鋼鐵、車輛、通訊工具、鐵路設施和船只的巨大需求，這也隨即帶來了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大繁榮。

1914年前，伯利恒鋼鐵公司所簽過的最大一筆合同為1000萬美元，是為阿根廷海軍提供艦船和裝甲板。但是，1914年11月，伯利恒鋼鐵公司總裁查爾斯·施瓦布（他曾領導管理過美國鋼鐵公司）被請到倫敦，在那里他接下了英國皇家海軍一份總額為1.35億美元的訂單，包括機槍、炮彈和潛水艇等武器。E·I·杜邦公司（E. I. Du Pont）也在戰爭期間從一家大軍火制造商轉型成化工產業巨頭，爆炸式增長的杜邦公司為協約國提供了大約40%的軍需品。它在4年之內完成的軍火合同相當于該公司戰前年平均軍火業務量的276倍，也是該公司戰前年平均業務總量的26倍。其他公司也經歷了類似的擴張。

在經歷了戰爭剛剛爆發時的短暫恐慌之后，華爾街迎來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車已經從閉市之前最后一天交易的暴跌中恢復過來，股價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漲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國冶煉公司（American Smelting）股價從每股56.25美元躍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鋼鐵公司在接踵而來的協約國訂單的助推下，股價也從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時候曾漲到過每股600美元。

由于英國皇家海軍對海面的有效封鎖，德國和其盟國無法從美國獲得任何軍火。德國無法在海上擊敗英國，決定在華爾街上將其擊潰。查爾斯·施瓦布在伯利恒鋼鐵公司擁有控股權，1915年的大牛市使他手中的股票價值漲到了5400萬美元。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代表向施瓦布開出了一個他們認為施瓦布無法拒絕的天價：以1億美元收購他持有的股票。英國破譯了德國的密電，迅速得知了這一計劃，準備對施瓦布出同樣的價錢。但是，施瓦布已經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德國人，并對英國承諾他將履行合同。在摩根銀行的幫助下，伯利恒鋼鐵公司的大量股票被轉入信托，這樣就保證了該公司不會被收購。

英國現代皇家海軍之父——海軍上將費雪勛爵（Admiral Lord Fisher）在他戰后的回憶錄里面這樣寫道：“如果說有人值得英國感謝的話，那就是施瓦布先生。”看來在華爾街上并不只有貪婪和恐懼。華爾街的股票深刻地影響著戰爭中的大國們，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了華爾街在新世界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153]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在土耳其歐亞兩部分之間， 連接馬爾馬拉海與愛琴海。—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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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美國政府保持嚴格中立。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是一個極度孤立主義者，他決心通過《中立法案》使美國置身于戰爭之外。這一法案包括禁止向交戰雙方提供貸款，布賴恩把向交戰雙方提供貸款稱為“最卑劣的走私”。而一旦戰爭所帶來的商機漸漸清晰，政府的立場就悄悄發生了改變。助理國務卿羅伯特·蘭辛[154]說服了威爾遜總統，使他確信“貸款”（“loans”）和為便于各國在美國采購而給予它們的“信用”（“credits”）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一個強權政治世界中，布賴恩就像一條離開了水的魚，他很快絕望地辭職了。蘭辛取而代之，成為國務卿。

由于摩根銀行在英國和法國銀行界廣泛的社會關系，它很快就積極地參與到幫助協約國進行戰爭融資的各種努力中去。1915年2月15日，摩根與英國政府簽訂協議，成為英國政府在美國采購的總代理。第一筆采購就是價值1200萬美元的合同——向英國提供前線急需的軍用馬匹以運送炮火和給養。同年春天，摩根銀行和法國政府也簽訂了類似的合同。最初，摩根銀行和英國政府都沒有估計到這個代理合同會有很大的數目，英國陸軍大臣基奇納勛爵[155]原以為頂多也就是5000萬美元。但是，到戰爭結束時，摩根銀行實際上一共為英國購買了價值30億美元的軍需品，這個數目相當于美國參戰前一年——1916年聯邦政府收入的4倍。

按照1%的手續費，摩根家族賺取了3000萬美元。當愛德華·斯特蒂紐斯（Edward Stettinius，摩根銀行高級合伙人，他兒子后來成為羅斯福政府最后一任國務卿）領導著摩根銀行175名員工奔走于全美采購軍需品并安排貨物的運輸和保險時，摩根家族在美國工業界的影響也大大增強。

作為一家銀行，摩根銀行還幫助美國的工業企業迅速擴張，以滿足戰爭之需。到戰爭結束時，美國的軍工產業已經比英國和法國加在一起還要龐大。時至今日，愛德華·斯特蒂紐斯還很不幸地被人視為美國軍工業之父。而德國將軍馮·魯道夫[156]則認為他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不亞于協約國的一個軍團。

1914年，盡管每10個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德國后裔，但是美國輿論幾乎從戰爭一開始就倒向協約國一邊。德國入侵中立的比利時的事實以及在這個國家所施的暴行，被老練的英國宣傳機構大肆渲染之后，在美國激起了巨大反響，震動了大多數美國人。但是，真正導致美國對軸心國產生深刻敵意的卻是1915年5月7日卡納德海運公司的“路西塔尼亞號”輪船（Lusitania）被德國潛艇炸沉的事件。

我們這些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陰影下生活過的人，曾經親歷過戰爭對無辜平民的傷害，但是我們的曾祖父輩卻沒有過這種經歷，所以也沒有預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可以肯定的是，德國駐美使館的確曾在紐約的報紙上發布過一個公告，警告所有搭乘“路西塔尼亞號”輪船的美國乘客，德國和英國正處于戰爭狀態。德國人懷疑“路西塔尼亞號”裝載著走私違禁品——事后這一懷疑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在意這個公告，因為在當時擊沉一艘沒有任何武裝的客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此外，也沒有人會想到，在北大西洋航線上快速往來的客輪會被當時還只能緩慢移動的潛艇擊中。然而“路西塔尼亞號”太不幸了，霉運使它正好現身在德國潛艇面前，潛艇發射了魚雷，客船在15分鐘內就沉沒了，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28名美國人。

憤怒席卷了美國。在華爾街上，雅各布·謝弗也受到了極大震動，他出生在法蘭克福，視德國為自己的祖國，在家中還一直說德語。毋庸置疑，他與這場悲劇的發生沒有絲毫關系，但他仍然覺得很有必要親自向小摩根表達他個人深切的哀悼。他來到“街角”的摩根銀行總部，在合伙人的會議室里找到了小摩根。

但是，小摩根絲毫不為他這一特殊舉動所動，他憤怒地喃喃自語，然后就徑自離開了，謝弗只好獨自悻悻地走出房間。摩根的合伙人們被這一幕驚呆了，小摩根自己也很快意識到他這樣做似乎太沒有風度了。“我想，我是不是做得有點過分？”他問他的合伙人，“我是不是應該向他道歉？”

很顯然，沒有人有勇氣當面回答小摩根，但是德懷·莫羅（Dwight Morrow）——即使以摩根銀行合伙人的標準來看，他也算是一個機敏的人——在一張紙上潦草地寫下《圣經》中的一句話，將它遞給摩根，上面這樣寫道：“以色列神啊，行這事不是為你，乃是為了你的圣名。”[157]于是，摩根穿過大街來到庫恩·勒布銀行向謝弗道歉。

謝弗和華爾街的其他猶太銀行家、經紀人經常被指責懷有親德情結，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冤枉，例如高盛公司的亨利·高曼（Henry Goldman）具有強烈的親德思想，他公開談論對普魯士的景仰并贊美其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但是，許多猶太公司反俄甚于親德。由于沙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謝弗公開稱俄國是“人類的公敵”，并且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幫助日本籌集過資金。

盡管每個人的個人傾向有所不同，但是，因為協約國有機會進入美國市場和全世界的商業市場，所以，金融資源顯然是向協約國傾斜的。為了贏得戰爭，協約國不僅僅需要物資，它們還需要金錢，需要籌措資金來購買所需要的物資。而到此時，華爾街和坐落于此的大銀行已經是這些資金的唯一源泉了。大英帝國在戰前的國防預算每年大約為5000萬英鎊，而現在，為了維持這場戰爭，每天就得花費500萬英鎊。

盡管已經獲得威爾遜總統的默許，為方便協約國在美國采購商品，美國可以向它們提供一定的信用，但威爾遜總統仍然反對直接提供貸款。不過他很快被說服，因為他被告知直接提供貸款對于保證美國的出口十分必要。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勸告威爾遜，如果不直接向協約國提供貸款，“結果將是美國的產出減少，工業衰退，資金空閑，勞力剩余，破產加劇，金融衰退，并引發勞工階層的大動蕩”。威爾遜很快就言聽計從了。

1915年9月，英國派代表來到摩根銀行商談一筆貸款，數目之大前所未有。在20世紀初，摩根銀行曾經幫助英國政府籌措過一筆1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英國進行布爾戰爭，這在當時已經是一個令人驚愕的數字了，而現在這筆貸款將不少于5億美元。

任何一家銀行都無法單獨承攬數額如此巨大的一筆貸款，即使摩根銀行也做不到，因此需要組織一個由多家銀行構成的承銷團。最后，這筆貸款共有61家以上的承銷商，此外還有1570家金融機構參與推介。但是，庫恩·勒布銀行不在其中，當英國的首席談判代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雷丁勛爵（Lord Reading，他自己也是猶太人）拜訪庫恩·勒布銀行時，謝弗堅持說，如果要他參與提供這筆貸款，那么俄國人不能從貸款中得到一分錢，雷丁無法接受這樣的條件。由于謝弗的立場，庫恩·勒布銀行在名譽和經濟上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損失。而其他的猶太銀行則沒有這樣固執，在高盛公司，當合伙人們聽說高盛公司很可能因為執行主席高曼的親德立場而被倫敦列入黑名單時，他們甚至強迫高曼辭去了職務。

這一切不僅給摩根銀行帶來了巨額的手續費收入，也使美國工業的所有權重新回到了美國人手里。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債務國，4年后，它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這樣，無論是從金融還是實業的角度來說，美國都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這個新興強國的資金巨流，無疑是通過華爾街這個“大峽谷”流動的。

當1917年4月美國宣布參戰時，聯邦政府也不得不想辦法籌措前所未有的巨額資金。美國的債務曾經在1866年達到了27.55億美元的頂峰，自那以后就一直在減少（隨著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快速增長，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更是大幅降低）。1916年，美國的債務為12.3億美元，僅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45%；而到1919年它再次達到了頂峰，高達255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0.34%。發行債券的方式仍然是50年前杰·庫克為南北戰爭融資時就用過的，唯一增加的節目就是好萊塢的參與，在發行債券的推介會上，有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和瑪麗·璧克馥[158]到場助興。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隨著這些證券的發行，華爾街的影響力和實力都日漸強大起來。

道格拉斯· 費爾班克斯正在華爾街上推銷自由債券。作為好萊塢的第一代巨星，費爾班克斯從一個“跑腿者”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不過，那時距使華爾街徹底改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20年。

到戰爭結束時，美國是唯一真正的贏家。俄國國內已經一片混亂，很快共產主義就取得了勝利，奧匈帝國也被肢解了。即使是英國和法國，這些名義上的勝利者也精疲力竭，它們的人力和物力已經消耗殆盡，在世界舞臺上的強權地位也永遠地消失了。但是，美國在人員上所付出的代價僅僅是6萬人的傷亡（比美國總人口少得多的英國死亡了將近100萬人），而且美國經濟比戰前要強大得多。歐洲國家對美國政府的欠債達到了100億美元之巨，除此以外，很多美國人還握有歐洲國家的債券。

美國經濟體系中最大的受益者莫過于華爾街了，它已經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太陽，而環繞其左右的是全球其他金融市場，包括倫敦。之所以形成這樣一個格局，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了，就像幾年前銀行搶劫犯威利·薩頓[159]講他為什么要搶銀行時所說的：“因為那兒有錢。”

[154]羅伯特· 蘭辛（Robert Lansing, 1864~1928），美國政治家，1915~1920 年任國務卿。—譯者注

[155]基奇納勛爵（Lord Kitchener,1850~1916），英國軍事家，殖民地官員，曾指揮埃及軍團奪回蘇丹（1898），結束布爾戰爭（1899~1902）。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任陸軍大臣（1914~1916）。—譯者注

[156]威廉· 馮· 魯道夫（Wilhelm von Ludendorff, 1865~1937），德國將軍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是東部戰場的總指揮。—譯者注

[157]圣經原文為：“I do not this for your sakes，O house of Israel，but for mine holy name’s sake”（Ezekiel,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而莫羅所寫的是“Not for thy sake，but for thy name’ssake，O House of Israel ! ”—譯者注

[158]道格拉斯· 費爾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國男演員，因在無聲電影《羅賓漢》（1922）等中扮演輕率浮夸之徒而聞名。瑪麗· 壁克馥（Mary Pickford，1893~1979），加拿大裔美國女演員，因主演《風騷女人》獲奧斯卡獎（1929 年），也是聯合藝術團的建立者（1919）。—譯者注

[159]威利· 薩頓（Willie Sutton）美國一銀行慣竊，曾前后監禁35 年，自稱盜竊贓款達200 余萬元，外號“戲子威利”，被法官問及為何要搶銀行時，他回答說“因為那里有錢”。—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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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戰爭突然結束，這突然降臨的和平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由于戰爭訂單的結束以及歐洲農業生產和民用制造業開始增長，從1920年開始，美國經濟經歷了一次短暫而急劇的衰退。戰爭的結束也給紐約帶來了一個新傳統：早在19世紀80年代，當有人在華爾街的百老匯大街上游行時，兩邊大樓里面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將自動報價機的紙帶從窗戶里扔出去。直到1953年都一直擔任紐約市市長接待委員會主席的格羅夫·惠倫（Grover Whalen）在1919年將這種“紙帶游行”（ticker-tape parade）正式化，他向紐約商業區的公司發出通知，要求它們給予合作。這一年，潘興將軍[160]和后來成為溫莎公爵[161]的年輕的威爾士王子一起，第一次享受了這種“紙帶雨”的殊榮。

但是，華爾街最著名的10年——20世紀20年代——卻是以一次實實在在的爆炸開場的。1920年9月16日，陽光明媚，正午前，一輛四輪馬車來到華爾街，停在摩根銀行旁邊，隨即發生了爆炸。爆炸時馬車上滿載著炸藥，重達500磅的吊錐被炸得粉碎，這些碎片就像榴霰彈的彈片一樣在空中劃過，成了致命的“連枷”[162]。30人當場死亡，10多人后來由于傷勢過重而死，130多人受傷。假如爆炸再晚一點的話，將正是午餐時間，華爾街和寬街的交叉路口就會人潮洶涌，那么傷亡的人數將遠遠不止于此。

年輕的約瑟夫·P·肯尼迪[163]那時在華爾街上還不算一個人物，他當時正走在離爆炸中心不遠的危險地帶，他被爆炸的氣浪掀翻在地，卻沒有受傷。斯維特飯店的老板——百萬富翁愛德華·斯維特（Edward Sweet）卻被炸得粉身碎骨，最后找到的只有一只戴著戒指的手指。摩根控制的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 Company）總裁蘇厄德·普羅瑟（Seward Prosser）則完全是死里逃生，當時正好有一塊吊錐碎片穿過他辦公室的窗戶，從他身旁不到1英寸（約3厘米）的地方劃過。而一個年輕的傳遞員卻沒有這么幸運，他被炸成重傷，躺在街上，但他仍央求路人幫忙，將要遞送的那一捆證券送達目的地，他不愿意沒有完成任務就這樣死去。

那個時候還沒有空調，所以到處可見窗戶外的遮陽篷。這些遮陽篷燃起的火焰有近12層樓高。爆炸地點半英里以外的窗戶都被震碎了，濃重的墨綠色煙霧像棺蓋一樣籠罩著這個地區。

交易所大廳里的經紀人都被這聲爆炸驚得目瞪口呆，大廳里一片死寂。交易所朝寬街一面的巨大窗戶被震成無數小碎片，人們全部涌到了大廳中央。隨后，他們突然意識到頭頂的玻璃穹頂有巨大的危險，此時，穹頂已經開始劇烈顫抖，但是還勉強支撐著沒有倒塌。經紀人們再次開始逃散，躲到了墻邊安全的地方。交易所總裁拼命擠到主席臺上，敲響了鐘。這樣，在爆炸后一分鐘之內，他宣布停止交易。

摩根銀行窗戶的玻璃也被震碎了，但如有神靈相助一般，就在不久前，銀行在大樓窗戶內側裝上了金屬網格，這個網格避免了一場銀行大樓里的慘劇。盡管如此，摩根銀行仍然有一個職員死亡，另外一個由于傷勢過重，第二天也死了。小摩根的兒子朱利葉斯·摩根（Julius Morgan）也受了傷。另外一個年輕的銀行家——威廉·尤因（William Ewing）摔倒后失去知覺，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腦袋塞在了一個廢紙簍里面。

此時，小摩根正在英國。爆炸發生的時候，他的4個高級合伙人正在銀行里和一個法國將軍開會，厚厚的花崗巖墻使他們免于受傷，但是他們也像其他人一樣被驚呆了。當雷鳴般的爆炸聲平息后，玻璃的碎裂聲、幸存者的尖叫聲以及受傷者痛苦的呻吟聲混雜在一起。法國將軍重新開始說話，他禮貌地問道：“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嗎？”

幾分鐘內，警察、消防員和救護人員擠滿了這個地區，大規模的調查也同時展開。在1920年，現代刑偵技術尚未成形，警察們所能調查的只有那些吊錐碎片以及在兩個街區外三一教堂前面發現的馬蹄鐵。這些吊錐看上去都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因而無法判定它們的出處。盡管調查遠至芝加哥以東的4000個馬廄和所有的鐵匠鋪，馬蹄鐵也同樣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1920年，華爾街大爆炸之后。這次爆炸中有40人死亡。如果再晚幾分鐘爆炸，可能有數百人死亡。制造這次爆炸的罪犯始終沒抓到。

這次爆炸最可能是無政府主義分子干的，事實上，它是19世紀哲學（指無政府主義）最后、也是最受人矚目的暴行。爆炸之后，一個郵遞員把在百老匯大街和雪松大道街角處一個郵箱里發現的傳單交給了警察，那里離寬街和華爾街只有幾步之遙。那天11點半他已經取過一次郵件，再次取郵件的時間就在爆炸前。這些傳單是在第二批郵件中發現的，因此，可以肯定這些傳單是由知道將要發生什么事的人放在那里的。

“記住，”傳單上不連貫地寫道，“我們再也無法忍受了。釋放政治犯，否則你們都將去死。”落款是“美洲無政府主義戰士”。這些傳單和1919年紐約無政府主義分子爆炸案后發現的傳單完全一樣，但沒有抓到任何嫌疑犯。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線索。愛德溫·P·費歇爾（Edwin P. Fischer）是一名與華爾街有著廣泛聯系的年輕律師，他還曾在全美網球比賽中拿過名次。他行為古怪，曾經不止一次精神錯亂。在爆炸前兩個星期，費歇爾曾告訴他的朋友和熟人華爾街將要發生一次爆炸，他還加了很多貶損華爾街（特別是摩根銀行）的話。此外，他還不止一次跟人說爆炸將會發生在9月15日，至少他所說的爆炸日期和實際情況絲毫不差。

當然，在爆炸發生以前，沒有人會真正在意他的話。當爆炸發生的時候，費歇爾正在加拿大，他的內弟馬上趕到他那里，勸說他回到美國。警方對他進行了徹底審問，并把他秘密關押在醫院里長達好幾個月，但沒有人認為他和爆炸有任何真正聯系。正如他的一個朋友解釋的那樣：“只要和費歇爾談上10分鐘，你就會知道沒有任何密謀者會讓他這樣一個人參與其中。”就像我們都知道的那樣，費歇爾發出警告很可能源于在瘋子身上常見的那種超自然的預見能力。

1920年的爆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華爾街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聲頗具諷刺意味的道賀。隨后，華爾街表面上又恢復了往日那種一夜暴富、銷金蝕銀的生活，爆炸很快就被人忘得干干凈凈。燒焦的遮陽篷被換了下來，窗戶上也裝上了新玻璃。但是，摩根銀行決定不再修復大樓正面那些被吊錐砸出來的溝溝點點，其中有些痕跡有一英寸之深，這些作為資本主義象征的“小斑點”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成為華爾街一個小小的看點。

第十二章“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1920年～1929年）

[譯者題注]

進入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證券交易所雖然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場，但是就其制度和運行方式而言，卻和1817年它剛剛建立的時候沒有太大的差別。從本質上講，它仍然是一個私人俱樂部，其宗旨仍然是在為交易所的會員謀取利益，而不是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利益，在大部分情況下，“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譯者導讀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股市中，汽車行業股票成為龍頭股，投機家賴恩決心在斯圖茲汽車股票上一展宏圖，不幸的是，他的對手中有一些交易所的核心成員，而交易所成員不擇手段操縱股票早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賴恩成功地囤積了斯圖茲股票，身為交易所成員的幾位空頭準備故伎重演，通過修改交易規則來擊敗賴恩。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單槍匹馬的賴恩巧妙地利用了公眾對對弱者的同情，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交易所的當權派們投降了。

·賴恩在此役中獲得了巨大的財富，但也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他的對手仍然控制著交易所，他們將他逐出了交易所，最后，他的財富在隨后而來的熊市和做空襲擊中被洗劫一空。交易所最終報復了賴恩，但在聲譽方面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同樣在1920年慘遭打擊的還有通用汽車的創始人杜蘭特。這位創造了世界上最大公司的實業家，因為一個小小的但卻是致命的錯誤判斷，個人財富在股市中喪失殆盡，只好靠經營一個保齡球館度過余生。

·20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蒸蒸日上，亨利·福特開創了汽車時代，美國財政部部長梅隆推行的低所得稅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大大增加，電力的運用使得生產率大大提高，并購浪潮風起云涌，此時剛剛出現的信用支付手段使得中產階級一夜之間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購買力。

·華爾街再次伴隨著經濟的繁榮起飛了。在此前的繁榮期，華爾街股市的漲幅和美國經濟的增長基本同步，但這一次，華爾街的步伐明顯快于美國經濟本身，在這一時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不到50%，可是道瓊斯指數上漲了3倍。當時的投資者只需支付10%的保證金就可以購買股票，余額由經紀人支付。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從美聯儲貼現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資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給經紀人，而經紀人又轉手以20%的利率借給投資者，而在這個不斷飆升的股市中，人們已經忘記了什么叫風險，銀行、經紀人和投資者對于如此高的利率背后所隱藏的風險置若罔聞。20世紀20年代轟轟烈烈的牛市就像“泰坦尼克”號一樣，正在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美聯儲主席本杰明·斯特朗是一位資深的銀行家，他深刻地洞察到這種股市狂潮背后所醞釀的風險，他開始采取各種措施“以防止股票市場災難性的崩潰”。但不幸的是，他于1928年10月辭世，失去了斯特朗的美聯儲毫無作為，未能采取進一步的嚴厲措施，終于，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災難——1929年的股災拉開了帷幕。

人類社會有一條鐵律：在沒有外來壓力時，任何組織的發展都會朝著有利于該組織精英的方向演進。這條規律既適用于津貼豐厚的公司管理層，也適用于被領袖人物控制的工會，既適用于美國國會，也適用于好萊塢。但是，在昭示這一規律的各種社團中，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無疑是最佳范例之一。

經過了19世紀30年代不正規的、以自我調節為主的童年時代，又經歷了南北戰爭時期無法無天的青春期，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股市已經開始逐步摸索出一整套保證市場有序穩定發展的制度和程序。隨著交易所在華爾街建立起獨一無二的地位并將這些規則付諸實施，投資者們不必再擔心會受到欺騙，而能放心地尋找投資機會；而經紀商們，至少是那些有商業頭腦的經紀商，從長遠來看就有賺錢的希望。

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在此前40年的快速發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爆炸式增長，使得紐約證券交易所一舉成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交易市場。但是從制度上講，它和1817年剛剛正式成立時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也就是說，它仍然是一個私人俱樂部（private club），交易所的宗旨仍然是保護它的會員們的利益，也就是那些席位擁有者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像大多數私人俱樂部一樣，紐約證券交易所在內部管理方面毫無民主可言。

也像大部分俱樂部一樣，交易所由會員中的一小部分人——那些總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地位的寡頭集團所操控，他們占據了交易所幾乎所有的職位和委員會中的席位。在交易所中，寡頭集團的權力并不是按照會員比例平均分配的。盡管大經紀公司都有合伙人在交易所擁有席位，但是有大約一半的席位由專門經紀人（specialist）和大廳交易員（floor trader，或稱場內交易員）控制，而后面這兩個集團也擁有交易所中地位最為顯赫的交易所管理和法律委員會（Governing and Law Committees）中2/3的席位。

專門經紀人為特定的股票“做市”[164]。他們的工作就是維持一個“公正、有序”的市場。每一個專門經紀人手中都有某一只股票所有買單和賣單的詳細記錄，當股票價格符合買家或賣家的要求時，他們就執行這些買賣訂單。這樣他們就處在最有利的位置，能最先知道市場消息，并從中謀利。在20世紀20年代，沒有任何規定禁止這些專門經紀人從他們做市的股票上謀取私利，也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將內部信息泄漏給其他人來幫他們賺錢，自己從中提成。

大廳交易員則與他們不同，他們只為自己的賬戶交易。與那些只能不斷出沒于經紀人辦公室以獲取一點可憐信息的普通投資者和投機商相比，他們擁有兩個巨大的優勢。首先，由于可以在交易所大廳交易，他們能夠得到有關市場變化的最新消息，并以閃電般的速度進行買賣。其次，他們不必支付經紀代理費，因而他們可以隨意買進賣出股票和債券，利用價格的輕微波動來謀利，這很像今天在因特網上買賣股票的即時交易者（day trader）所做的那樣。

然而，與今天的即時交易者不同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彼此合謀或者和專門經紀人合謀操縱市場（至少迄今為止，互聯網上的即時交易者還沒有這么做）。19世紀最后30年的改革成功遏制了上市公司和管理層通過操縱市場損害投資者和股東的權益的行為，但交易所會員操控市場的能力卻毫發未損。

聯合坐莊（pools）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盡管“虛賣”（wash sales，即經紀人報告股票被售出，而事實上并沒有發生）是被禁止的，但是這些集團仍然可以在集團會員之間精心制造出一系列虛假買賣，俗稱“對敲”（matched orders）。這些對敲會在股票自動報價機上制造出一種虛假的股票走勢（painting the tape），誘騙其他投機商按照集團希望的方向進行買賣。一旦達到目標，他們就迅速離場，由此獲得可觀的收益，而外界的投機者還蒙在鼓里。

大廳交易員也占據著極佳的位置，他們經常上演賣空襲擊的好戲。他們會利用一連串賣空對某一只股票進行連續打壓，或者對整個市場進行打壓。接著，因為他們處在整個市場的核心，能夠比外界投機者更好地判斷市場何時真正接近谷底，而一旦市場探底，他們就立刻平倉，以此獲得最大利潤，而此時，外圍的買家剛剛開始買入。

這多少有點像持有官方特許的“盜竊”執照進行偷盜，至少對那些機敏膽大的投機商來說是這樣。大部分情況下，他們是從廣大的普通投資者那里偷盜，但是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從俱樂部中那些實力稍弱的會員那里偷盜。

托馬斯·福瓊·賴恩（Thomas Fortune Ryan）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主要的金融家之一，艾倫·A·賴恩（Allan A. Ryan）是他的兒子。老賴恩出生在西弗吉尼亞農村一個貧窮的愛爾蘭后裔家庭，他于1870年來到紐約，19世紀80年代中期徹底擺脫貧困。那一年，他和威廉·C·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開始聯手接管紐約市交通系統，他獲得了路面電車的特許經營權，同時收購了高架鐵路。20世紀頭10年，IRT地鐵系統剛剛建成，他就控制了這條地鐵。1905年，老賴恩的財產按保守估計為5000萬美元，到1928年他去世的時候，這個數字又翻了4倍。伯納德·巴魯奇[165]稱老賴恩是“我所認識的人中少有的那種足智多謀、雷厲風行的人”。

老賴恩在1906年開始從生意場淡出，投身到藝術品收藏和向天主教教堂施惠行善中。1915年，他將自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傳給了兒子艾倫·A·賴恩。小賴恩隨即組建了艾倫·A·賴恩公司，并很快成為華爾街非常有名的多頭，他投資于一系列工業股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華爾街帶來的牛市大潮中如魚得水，大發橫財。

1916年，他控制了美國斯圖茲汽車公司（Stutz Motor Car Company of America），這家公司生產著名的斯圖茲Bearcat汽車——20世紀20年代汽車的典型代表（有趣的是，在20年代剛開始的時候，也就是1920年，這家公司就已停止生產Bearcat汽車，所以20年代的汽車偶像實際上都是以前的舊汽車）。此時賴恩還不到40歲，而他的資產，至少按他自己的說法，估計已經高達3000萬美元了。當然，這和他父親龐大的資產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這對父子卻越來越疏遠，雖然兩人從未在公開場合解釋過其中的原委，但答案卻是顯而易見的：小賴恩的母親于1917年逝世，他的父親在其后不到兩周就再婚了。

1920年1月，斯圖茲股票開始上漲。此前，它在紐約交易所的交易價格一直徘徊在每股100美元左右，到1月底的時候已經達到每股120美元，在2月2日，突然又沖到每股134美元。然后，賣空投機者開始入場，準備對這只股票進行賣空襲擊。空頭中的一些人是交易所內部的核心會員，盡管賴恩的事業如日中天，而且他還是世家子弟，卻還算不上交易所的核心會員。此時的賴恩剛剛從肺炎的折磨中掙脫出來，但他毅然拖著尚未痊愈的身體親自來到華爾街，捍衛自己的利益，一開始，他還需要一名護士的陪同。

他開始購入斯圖茲股票，吃下所有的買單。賴恩下決心殺空這只股票，直到空頭們發出慘叫。盡管他很富有，但進行如此龐大的操縱活動仍顯得資金不足，于是他開始用公司的其他資產甚至是個人財產做抵押，大量借錢。

到了3月底，看起來他的目標似乎已經唾手可得。3月24日，斯圖茲股票在當天日中交易價格就達到了每股245美元，收盤的時候漲到了每股282美元。到4月1日，股價達到了每股391美元。大部分斯圖茲股票的持有者早就開始兌現離場，他們把股票都賣給了賴恩，實際上此時賴恩是場內唯一的買家。這場大搏殺中原先以每股130美元價格賣空的空頭們現在面臨著滅頂之災。如果賴恩手中持有了全部斯圖茲股票，他們將不得不以賴恩開出的天價從他那里購買股票來平倉。但是，空頭中仍然有一些死硬派還在繼續賣空，他們從賴恩那里借入股票，然后以更高的價錢賣給他。如果賴恩能夠成功殺空，在一個正常的游戲規則下，他們這樣的行為無異于自殺。

因為賣空者是從賴恩這里借入股票的，所以賴恩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交易所的會員，而且其中有些人是交易所一些重要的委員會的成員。3月31日，賴恩被交易所商業行為委員會（Business Conduct Committee）召去解釋斯圖茲股票的異動情況。委員會成員當然已經知道這只股票一路飆升的真正原因，而賴恩也知道他們是明知故問，他禮貌地解釋道，斯圖茲股票的異動是因為他和他的家族擁有了所有的斯圖茲股票，換句話說，他在殺空這只股票。同時他開出了他的價碼，空頭們可以以每股750美元的價格從他這里購買斯圖茲股票來平倉。

在華爾街200年的歷史上，不論出現過什么樣的陰謀詭計，仍然有兩條游戲規則從來沒有被褻瀆過。第一條是“成交了就是成交了”（A deal is a deal），也就是說，當買家和賣家在價錢上達成一致時，交易就做成了，不論隨后股價在股票交割前發生任何變化，交割時都要以原先說定的價錢結算。如果這條規則不被嚴格執行的話，那么我們無法想象，資本市場這樣一個瞬息萬變、規模巨大的自由市場如何能正常運行。

而交易所卻能做任何個人永遠無法做到的事，盡管它的這種特權本應用來為公共利益服務。4月5日，交易所宣布賴恩的所有合同無效，并稱：“紐約證券交易所將不把那些因無法得到斯圖茲股票而不能按時交割該股票的行為視為毀約。”換句話說，那條千古不變的格言——“只要是他賣空的，他就必須把它買回來，否則就進監獄”，對于交易所那些關系深的人就不靈了。

第二條同樣神圣的規則是，私人契約的隱私權不受侵犯，也就是說，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不能泄漏買賣合同的另一方是誰。按照J·P·摩根的一句名言，沒有哪個生意人愿意和一個“透明的口袋”（glass pocket）做生意。一份買賣合同的暴露就可能意味著一次精心組織的投資運作被徹底摧毀。

紐約證券交易所深信賴恩不會透露斯圖茲殺空戰役中的空頭一方是誰，因此就隨意編造謊言，它的發言人厚顏無恥地說空頭們大多是遵紀守法的普通人。像杜布克[166]這樣一個小鎮的家庭婦女竟然會是斯圖茲股票的大空頭，人們一聽就知道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當交易所的這種謊言出現在報紙上時，人們甚至懶得去駁斥它。

賴恩并不比一般經紀人更高尚，他不是什么改革者，但是他知道他作為一個弱者與一群當權者斗爭的形象有著巨大的煽動力。4月13日，他向交易所遞交辭呈，辭去交易所的會員資格，他在辭呈中寫道：“只要你們只對你們自己的利益負責，只要你們能夠自己濫定規則……只要你們繼續讓個人利益影響你們的討論、你們的判斷、你們的決定……出于我的自尊，我羞于與你們為伍。”

賴恩的辭職也使他可以不受交易所各種規則的束縛，也就是說，他由此擺脫了華爾街行為準則的束縛，至少他自己是這樣認為的。賴恩很快將一份列有9位交易所會員的名單交給了《紐約世界報》，雖然他沒有明說，但他暗示這些人都曾經賣給他斯圖茲股票，但是還沒有交割。這9位會員很快否認他們或他們的公司在賣空斯圖茲股票，當然，他們同時又聲稱，他們也不排除曾為他們的客戶做過類似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一個經紀人應該為他所有的交易負責，不論他是在為自己做還是為客戶做。

立刻，各種小道消息開始傳播開來，有的說政府馬上要加強對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外部監管，有的說老賴恩將以他龐大的資產支持小賴恩。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變調了，它發表了一項聲明，稱它的所作所為純粹是為了保護那些無辜的投資者，而不是斯圖茲股票的空頭們。它也突然決定：“這些賣空合同的結算將最終由當事雙方協商解決。”

賴恩迅速利用了這一有利形勢，他要求空頭們履約。換句話說，他正式要求空頭們平倉并付給他斯圖茲股票。如果空頭們手里沒有股票，按照交易所的規則，他有權“代為買進”，也就是說，他可以以空頭們的名義向他自己購買空頭們欠他的股票，并隨意定價。而空頭們也就只好付這個價，如果付不出來，就要面臨破產的悲慘結局，并在這個博弈場銷聲匿跡。

4月20日，交易所的投資者保護委員會（Protective Committee）停止了抵抗，它承認它代表了58家以上的公司，這些公司一共賣空了5500股斯圖茲股票。當然，實際數字遠不止這些，公布這個數字只是為了應付公眾。隨后成立了一個協調委員會，這個協調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是借錢給賴恩進行逼空操作的銀行家，他們試圖在賴恩和空頭們之間找到一個折衷方案，但是雙方不能達成一致意見，于是賴恩宣布他將在4月24日上午10點“代為買進”這些股票。由于斯圖茲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被中止交易，所以賴恩在位于寬街人行道上的“路邊市場”買進這些股票，同時因為賴恩已經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出他的交易席位，所以他有理由在他能找到的任何其他市場自由地進行股票買賣。

4月24日是一個星期六，此時在華爾街，星期六仍然是半天工作日，直到二戰后，星期六才改為休息日。這一天，寬街上擠滿了人，大家都放下了手頭的工作，跑來看這場好戲如何收場。此時，協調委員會仍舊在附近一家律師事務所里開會。最后，空頭們終于意識到，他們除了投降別無選擇。但是，在什么價位上收場呢？58位空頭每人在紙上寫下了一個自己能夠承受的價格，然后取其平均數。最終的結果是：他們現在要為在1月1日還只是每股100美元的斯圖茲股票每股支付550美元。

他們擠過人群來到賴恩的辦公室，賴恩立刻接受了這一價位。斯圖茲股票殺空戰役結束了，賴恩從中獲取的利潤大致在100～150萬美元之間。

但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更確切地說，紐約證券交易所中的寡頭集團，不會輕易放過賴恩。有關調查賴恩的謠言一個接一個地出現，紐約證券交易所遲遲不批準賴恩出售他的席位，當時席位的價格是10萬美元，并且最終也沒有接受賴恩的辭職。他們指控他“違背了公正和公平的交易原則”——這是紐約證券交易所能給予其會員的最嚴重指控。賴恩被傳訊參加一個秘密聽證會，并允許他為自己辯護。賴恩拒絕了，他輕蔑地回答說：“你們邀請我去你們的華堂，幫助你們粉飾你們過去和現在的丑行，而我將成為你們的一只替罪羔羊，對不起，恕不奉陪！”毫無疑問，這場缺席“審判”如期舉行，賴恩被宣布有罪，并被逐出了紐約證券交易所。

但是，這還不是故事的結尾。賴恩持有的其他股票遭到了一波又一波做空投機的攻擊，隨后，1920年的大熊市開始醞釀了，到了12月，它已經吞噬了股票市場1/3的市值。賴恩的其他股票嚴重縮水，而他的貸款是以那些股票為抵押的，現在銀行想要收回給他的貸款，賴恩只有將他手中的斯圖茲股票賣掉才能償還銀行的貸款。然而他實際上是市場上唯一的斯圖茲股票擁有者，他只有找到一個能賣出斯圖茲股票的市場才有出路，而路邊市場顯然無法應付這么一筆巨大的股票交易。到11月，銀行宣布他們將接管賴恩的公司。

他掙扎著堅持了一年半，但是到了1922年7月21日，他已經無法繼續堅持，只得宣布破產，他申請破產的聲明上列明了其負債總額達到3243萬美元的天文數字，而他的資產只有64萬多美元。他的斯圖茲股票將被拍賣，如果拍賣價格能夠達到每股50美元，那么賴恩至少可以不用破產了。但是，這完全是白日做夢，因為在路邊交易市場中，它的最新報價只有每股5美元。最終，賴恩在斯圖茲公司的股票被施瓦布以每股20美元的價格買走——他是曾陷于賴恩制造的陷阱中的幾個主要玩家之一。

這樣，紐約證券交易所終于報復了賴恩，但它在公眾聲譽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此后的另一個年代，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它這種無視公眾利益的傲慢還會陰魂不散地重新出現，繼續給它帶來煩憂。事實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華爾街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還是在20世紀20年代形成的。對這一形象有正面貢獻的人要算是奧托·卡恩（Otto Kahn）了。奧托·卡恩是庫恩·勒布銀行的合伙人，當雅各布·謝弗在1920年去世的時候，奧托·卡恩成為這家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并成為華爾街上猶太銀行家的代表人物，他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擔任過大都會歌劇院（Metropolitan Opera）的董事會主席。到了20世紀30年代，他英俊的橢圓形臉龐配上整潔濃密的大胡子，成了卡通游戲“壟斷者”的原型。

[164]指為股票提供一個可供交易的市場。—譯者注

[165]伯納德· 巴魯奇（Bernard Baruch，1870~1965），華爾街最成功的投機商之一。他依靠在華爾街投資獲得了巨大財富，后幫助民主黨候選人威爾遜成功競選總統（1912），并被任命為美國戰時工業委員會主席。—譯者注

[166]杜布克（Dubuque），美國艾奧瓦州東部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畔，這里意指美國任何一個小鎮。—譯者注

*　　*　　*

1920年，在華爾街上賠錢是一件極為容易的事，即使你沒有陷在那些蓄意害人的陰謀中也是如此，事實上，這一年，人們目睹了華爾街上最大的個人財產損失：威廉·C·杜蘭特[167]在不到7個月的時間里損失了9000萬美元。

杜蘭特是一個銷售天才，他在馬車生意中積累了一些財富。1904年，他意識到汽車將成為人類交通工具中的未來之星，那一年他控股了正處于財務危機中的別克公司（Buick Company）。到1908年，杜蘭特已經將它成功地改造成美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商，年銷售量比它的另外兩家競爭者——福特公司和凱迪拉克公司的銷量總和還多，達到了8820輛。

杜蘭特是個天生的樂天派，他開始了他的并購狂潮，收購了其他汽車公司和零部件供應商，并將它們與別克公司整合在一起，組建了一家新的公司——通用汽車公司。雖然杜蘭特在銷售方面是一個天才，但是他在并購業務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笨蛋。他在購買公司的時候經常花太多的冤枉錢，或者買了一些他根本不應該買的公司。等到1910年經濟衰退襲來的時候，通用汽車公司不得不靠銀行家的幫助來渡過難關，公司股權被托管，杜蘭特失去對公司的控制權長達5年之久。

當銀行家們正忙于理順通用汽車的內部結構時，杜蘭特又組建了雪佛蘭公司（Chevrolet），它的490型汽車在1915年首次推向市場，取得了巨大成功。雖然這款車的價位比當時傳奇般的福特T型汽車稍貴一些，但它給駕乘者提供了更多的舒適。490型車的銷售是大眾營銷策略的第一個成功范例，它為消費者提供各種各樣的實惠選擇，包括各種不同的顏色，而福特只知道壓低價格。通用汽車在接下來的10年中采用這種大眾營銷策略超越福特，成為汽車行業的龍頭。

在通用汽車公司的股權托管即將到期的那一年，杜蘭特用他在雪佛蘭汽車上所賺的錢開始購買通用公司的股權，并且從他那些擁有通用汽車股票的朋友們那里爭取到他們的委托投票權，他同時也勸說因為一戰而富得流油的杜邦投資于通用汽車。第二年，雪佛蘭購得了通用汽車的控股權，杜蘭特又完全控制了通用汽車公司（從通用汽車被雪佛蘭控制，到后來雪佛蘭又被通用汽車控制，是好幾年后的事情了，并經過了無數次復雜的證券轉手才得以完成）。

在戰爭引發的經濟繁榮中，通用汽車公司呈爆炸式增長。1918年，它生產了246834輛汽車和卡車，除此以外，它還生產了大量軍需產品。此時，它已擁有5萬名員工，當年利潤為1500萬美元。第二年，它的利潤增加了3倍，達到6000萬美元，員工數量達到8.6萬人，產量上升到40萬輛。

1920年初，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按10∶1的比例進行拆股，拆股之后每股42美元，至少擁有幾百萬股通用汽車股票的杜蘭特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隨后的4月，汽車股票開始領跌市場——正如那些擁有時代最新技術的股票在市場上一貫的表現那樣。本來杜蘭特可以耐心等待這次下跌的結束，但是，出于保護他的投資人和員工的心理，他固執地試圖一個人托市。而這一幼稚的做法，正如通用汽車的另一個重要人物阿爾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所說的那樣：“他成功的概率如此之小，就像站在尼亞加拉瀑布的最高處，試圖用他的帽子阻止瀑布下泄一樣。”

杜蘭特開始在交易所購進通用汽車的股票，并通過支付保證金來放大他的購買力。在那個年代，你只需要支付股價的10%作為保證金就可以購買股票，不足部分由經紀公司墊支。這種做法在股票上漲的時候當然是一本萬利，但是如果股價下跌的話——在1920年，幾乎每一只股票都在下跌——經紀人就會要求越來越多的抵押品，如果客戶沒有足夠價值的抵押品的話，經紀人就會把他的股票在低價拋出，客戶于是不得不蒙受巨大損失。在這個偉大的博弈里，游戲規則從來如此——風險和收益相匹配。

但是，到了10月底，通用汽車的股價已經下跌到每股17美元。到了11月10日，股價僅為每股14美元，是4月的1/3，名義上曾無比富有的杜蘭特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但是，杜蘭特不是個可憐蟲，他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正身處困境。可是華爾街一直以來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謠言工廠，通用汽車的其他投資者，如杜邦公司和摩根銀行，對此已經有所耳聞，它們要求杜蘭特告訴它們真相。最后，在11月16日，杜蘭特講了實話。此時的杜蘭特手里有一份要求增加保證金的通知單，要求杜蘭特在第二天市場開市的時候補交15萬美元保證金，而這僅僅能使他勉強過關。不幸的是，第二天，通用汽車的股票再次下跌到每股13.5美元，又引發了對杜蘭特新一輪雪崩似的保證金要求。

摩根銀行和杜邦公司知道，如果杜蘭特支撐不住而將他手中的通用汽車股票在市場上拋出的話，對它們在通用汽車的利益甚至對整個通用汽車公司都將是災難性的。于是，它們決定幫助杜蘭特，將他從他善意的蠢行中解救出來，它們借給杜蘭特足夠的資金，使他足以支付保證金并還清他欠經紀人的債務。結果，它們成功地阻止了幾乎是必然將要發生的一次大危機，但是杜蘭特卻失去了幾乎所有的通用汽車股票，總計300萬股——它們轉而成為摩根銀行和杜邦公司的資產。

假如杜蘭特沒有在1920年的熊市中為通用汽車的股價下跌作螳臂擋車似的努力，他很快就會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10個人之一，到了1926年，通用汽車的股票已經漲到每股210美元。可是，當初杜蘭特的確感到他對投資者們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按照他認為是最好的方式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其結果是：這位創建了這個星球上最大實業公司的人——今天的通用汽車公司年銷售額超過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只能靠經營一個保齡球館度過自己的余生。

[167]威廉·C· 杜蘭特（William C. Durant，1861~1947），美國實業家，組建了別克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雪佛蘭汽車公司。—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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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21年的短暫衰退期很快就被新一輪經濟擴張替代。1921年3月4日，一個重視商業的哈丁[168]政府時代開始了。安德魯·梅隆[169]——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被提名為美國財政部部長，為此他辭去了至少51家公司的董事職務。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面臨的主要政治問題實質上是經濟問題和金融問題，因此，梅隆——這位將在整個20年代一直擔任財政部部長的人具有空前的影響力，以至于共和黨參議員喬治·諾里斯（George Norris）開玩笑說：“三位總統曾在梅隆手下工作過。”

梅隆的父親托馬斯·梅隆（Thomas Mellon）是一位蘇格蘭-愛爾蘭移民，5歲的時候隨他的父母一起來到匹茲堡，在那里開了一家私人銀行。他很快顯示出伯樂相馬般的卓越天賦，他投資的對象中有安德魯·卡耐基，他也貸款給一位毫無經驗的年輕人——亨利·克萊·弗里克[170]，幫他擴大他的焦碳工廠。安德魯·梅隆比弗里克小7歲，他們很快就成為終生不渝的朋友，各自的妻子也都是對方幫助介紹認識的。兩人都對藝術品表現出巨大的熱情，并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位藝術品收藏家。后來弗里克將他的收藏品連同他在第五大道的大廈一起捐給了紐約市，而梅隆將他的收藏品捐給了國家，并建造了美國國家美術館來陳列它們。

安德魯·梅隆很快就證明他比他的父親更會選擇贏家，老梅隆在安德魯年僅27歲的時候就將家族銀行移交給他打理。小梅隆大量投資于兩家在當時還默默無名的小公司——它們后來成長為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和美國鋁業公司（Alcoa）。

作為財政部部長，梅隆推行減稅政策，并努力用政府的盈余償還赤字，使政府的赤字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高點下降了1/3多。同時政府支出也大大降低，從1921年的50億美元下降到1928年的30億美元。在20世紀20年代，隨著個人所得稅的降低，政府收入下降了，但是居民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卻大幅度上漲，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在1921年只有594億美元，到1928年上升到872億美元，增加了47%，居民收入從522美元增加到716美元，增長超過1/3，而同期通貨膨脹幾乎為零。

美國經濟的這輪繁榮是由汽車工業的快速發展帶動的，在20世紀早期，正如在19世紀中葉鐵路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一樣，汽車工業成了美國經濟的發動機。同樣，像鐵路工業一樣，汽車工業也對華爾街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914年，美國的道路上總共只有126萬輛汽車，可是到了1929年，僅在當年美國就生產了560萬輛汽車。汽車的輔助性行業，如燃油業、公路建造、維修業、玻璃制造業、鋼鐵業和橡膠業也急速發展。一些奢侈品如冰箱、洗衣機等也在20世紀20年代進入千家萬戶，電的消費量在這10年里翻了一番。

像所有大戰之后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在20世紀20年代也廣泛出現了放縱現象，和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的那幾年一模一樣——暴飲、豪宴、尋求刺激是生活的唯一目的。華爾街從來都是美國社會最精致的縮影，盡管它算不上是美國社會完整和徹底的代表。在華爾街上，人們瘋狂地生活著，仿佛在以此慶祝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場人類大災難中幸運地逃過一劫。

但是，汽車的使用也大大擴大了農業家庭的活動范圍，農民們以前只能光顧農村的銀行和商店，現在，由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貢獻，他們可以來到城市。

美國一直都比別的國家有更多的銀行，這是美國政府聯邦制的本質所致，也受到托馬斯·杰斐遜的影響。到1921年，銀行的數目達到了頂峰，當時全美有29788家銀行，它們中的大部分是農村小鎮中微不足道的、只有一個營業點的小銀行，完全依賴為當地農民提供小額農業貸款生存。進入20世紀20年代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這種銀行開始倒閉，到了20年代末期，全美每年平均有500家銀行倒閉。

但是，華爾街再一次對這些發生在農村的創痛視而不見。畢竟，華爾街只做為大工業融資的買賣，影響的是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大事，在它的日常事務中不會碰到這些農民和農村的小銀行業主。華爾街上的大銀行不會有農民客戶，也不會理會農村的小銀行，它們頂多會和一些小城市的銀行打打交道。

華爾街再次伴隨經濟的繁榮起飛了。1922～1929年（1923年是個例外），道瓊斯指數每一個季度都比前一年同期高。在此前的經濟繁榮期，例如1896～1907年，美國經濟和華爾街上的股價都大致翻了一番，也就是說，華爾街和美國經濟基本上是同步增長的。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華爾街的步伐明顯快于美國經濟：在這個時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到50%，而道瓊斯指數卻上漲了3倍。

當然，對于美國經濟增長和華爾街股價上漲之間的差異，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也有其合理之處。這10年中，電力的廣泛運用使得勞動生產率大踏步地提升了40%；同時，一輪又一輪的并購浪潮使得美國工業更好地實現了規模效應。

另外，在20世紀20年代，廣告業的迅速發展和信用卡的廣泛應用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的增加。到20年代中期，許多普通人開始利用信用卡購買一些大件商品，而在20年代之前，信用是富人的專利，盡管那時也有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商家，如紐約最大百貨商店梅西公司（Macy’s）的老板施特勞斯家族已經開始為客戶提供“先付訂金，暫不取貨，待余款付清再交貨”的服務。信用卡的普及大大增強了中產階級的購買力和購買量，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在一戰“自由債券”的發行中第一次嘗到了資本主義的味道。沒過多久，他們就發現可以運用“信用支付”手段來購買債券和股票，也就是說，他們可以用保證金的方式從經紀人那里借錢來購買證券。

在一個股價不斷飆升的股市中，天上掉餡餅的事情隨處可見。只需支付10%的保證金，余額由經紀人墊支，這種投資方式也是快速致富的捷徑。例如，每股100美元的股票，如果以保證金的形式購買，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10美元。當你以每股120美元的價格賣出，獲得的利潤是20美元，利潤率是200%，但是如果你支付全額購買的話，利潤率只有20%。與此同時，華爾街的很多上市公司本身也是高度杠桿化的[171]，只要公司的利潤不斷增加，超過當前債務的利息，每股收益就會以飛快的速度增加，這會進一步刺激投資者對這只股票的熱情。但是如果經濟開始下滑，很多這樣高度杠桿化的公司就會很快破產。

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這些做法助推了股市的繁榮，但當時市場也還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隨后，很多無知的投資者一時頭腦發熱，也沖進來購買這些公司的股票。當林德伯格[172]成功飛越大西洋后，華爾街上航空類股票立刻暴漲，而在當時，很多航空公司還沒有運送過一位乘客。

所有的經濟繁榮，不管它曾如何輝煌，都會逐漸衰退并結束。到1928年，美國經濟體內潛伏的經濟危機開始顯現。在這個時點，華爾街開始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盡管股市運行有自己的規律，但不管怎樣，它也必須是實體經濟的一個映射——1929年的股市災難終于開場了。

[168]沃倫· 迦瑪列· 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1865~1923），美國第29任總統（1921~1923），他有許多錯誤的任命，以致產生了一個腐敗的政府，死于任內。—譯者注

[169]安德魯· 梅隆（Andrew Mellon，1855~1937）， 美國金融家， 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1921~1932），并向華盛頓特區的國家美術館捐贈基金。—譯者注

[170]亨利· 克萊· 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1849~1919），美國實業家，因鋼鐵工業積聚大筆財富，并將一座收藏他藝術藏品的紐約城大樓遺贈給公眾。—譯者注

[171]也就是大量舉債。—譯者注

[172]林德伯格（Lindbergh，1902~1974），美國飛行員，首次單獨飛越大西洋（1927 年5 月20~21 日）。—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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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歷史上最具諷刺意味的事件是，如果當時美聯儲主席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一個老練的華爾街人——能夠再多活幾個月的話，這場著名的大災難或許可以得以幸免。

本杰明·斯特朗生于1872年，具有新英格蘭血統。18歲的時候，他加入杰瑟普-帕頓銀行（Jessup，Paton & Company）——紐約一家頗受尊重的銀行，隨后在華爾街平步青云。他于1895年結婚，有4個孩子，但家庭幸福卻似乎總是與他無緣：他的妻子在1905年自殺，他的鄰居摩根銀行的合伙人亨利·戴維森（Henry Davison）收養了他的孩子；他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失敗的，他的妻子于1916年離開了他，在這一年，他得了肺結核。

在孤獨和病痛之中，斯特朗將精力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工作中，職位也越升越高，直至美國信孚銀行主席，此時的信孚銀行主要由摩根家族控制。如果不是被勸說去做剛剛成立的美聯儲主席的話，他可能很快就會爬到美國銀行業的金字塔尖——成為摩根銀行的合伙人。

美聯儲的建制顯然不是斯特朗所愿意看到的那種，就像所有華爾街人一樣，他希望美聯儲按照英格蘭銀行的模式建立，把總部設在紐約。斯特朗覺得這個由威爾遜政府和國會剛剛建立起來的美聯儲一定會有不少政治上的麻煩，所以一開始就拒絕出任美聯儲主席職位，但是亨利·戴維森堅持讓他接受，最終，斯特朗同意了。很快，他以他在華爾街一貫高昂的工作熱情開始了在美聯儲的工作。

斯特朗是對的，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美聯儲的成員幾乎全部是政治性任命，他們中很多人連商業銀行一些最基本的知識都沒有，更不用說復雜的中央銀行了。這也使得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依靠對二者都了如指掌的斯特朗。到了20世紀20年代，斯特朗已經是美聯儲無可爭議的老板了，委員會只是他的一個橡皮圖章，但是他的肺結核也越來越嚴重了。

長久以來，不同國家的銀行體系都是相互影響和傳染的，無論是一般的商業銀行體系還是中央銀行體系都是如此。此時戰爭造成的巨大震蕩還在影響著歐洲，斯特朗深諳現代金融的全球性本質，急迫地想要向歐洲伸出援助之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將美國的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使得歐洲的資金不會大規模地橫跨大西洋涌入美國——在此之前，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期，黃金一直源源不斷從歐洲流入美國。

但是，低利率環境進一步刺激了華爾街上的投機活動，這使股票信用借貸成為比任何買賣都賺錢的生意。投資者滿懷著在華爾街上大發橫財的愿望，用保證金買入股票，對借款成本幾乎不加考慮，這使得股票信用借貸市場的利率不斷上升，到1929年夏末，這一利率已高達20%。不僅各家銀行積極參與到這個市場中來，伯利恒鋼鐵公司也在這個市場投資了1.5億美元，克萊斯勒公司（Chrysler）的投資也有6000萬美元。

當斯特朗察覺到這種投機活動幾乎要失控的時候，他果斷地采取行動，在1928年，他3次提高貼現率[173]，使之高達5%——在那個時代，這是一個很高的利率水平，同時他開始縮減貨幣供應。斯特朗寫道：“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制定出適宜的政策，以防止股票市場出現災難性的崩潰……與此同時，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還要推動歐洲的復興。”

美聯儲的新政策很快就對實體經濟——華爾街以外的經濟體——產生了影響，在1929年初，經濟開始緩慢而顯著地減速，這本來應該使華爾街冷靜下來，但事實上卻沒有。華爾街此時已經完全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了，這個時候，本來需要美聯儲以更強硬的手段來刺破那個將要帶來斯特朗所擔心的大災難的股市泡沫，但是，斯特朗卻不在了。1928年10月，在為治療其肺結核而進行的最后一次手術中，斯特朗去世了。

現在，失去了舵手的美聯儲已經無所作為，它只是將貼現率保持在斯特朗留下的5%的水平上。更糟糕的是，它允許銀行用美聯儲提供的資金注入到本已狂熱的投機行為中去：美聯儲成員銀行從美聯儲貼現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資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給經紀人，經紀人隨后一轉身又以20%的利率貸給投機者。這樣，數以億計的資金沿著這條渠道源源不斷地涌入華爾街，而美聯儲所做的只是試圖用“道義勸告”去阻止這股洪流。

1929年1月《福布斯》雜志上的漫畫。1929年的股市似乎只有天空才是極限——直到10月24日為止。

當然，美聯儲發出的道義勸告是一回事，而人性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能夠賺到7%的利潤，而且還是用別人的錢，銀行是一定會這么做的。因為，貸給經紀人的錢事實上是以經紀人賬上的證券全額作擔保，所以貸款風險很低——只要股票市場還在上漲，這個邏輯就是成立的。的確，1929年的春夏，股市在無數致富之夢的推動下節節攀升，就像一份周末晚報所描述的那樣：

噢，我的寶貝，不要吵，奶奶又買了些股票，

爸爸也在牛市和熊市中把股票炒，

媽媽按照秘訣買了股票，不會虧錢，

寶貝，你很快就有漂亮的新鞋子了。

9月3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達到了381.17點，這個高度是此后25年之內再也沒有見到過的。

第十三章“不，他不可能那么干！”（1929年～1938年）

[譯者題注]

1929年，美國股市發生了歷史上最為著名的一次崩盤。這次股災及隨后而來的大蕭條迫使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并開始了對華爾街的實質性改革。同時，紐約證券交易所這個已經存在了近200年的私人俱樂部也遭遇了它最為尷尬的歷史時刻，惠特尼——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因盜用他人款項等丑行而鋃鐺入獄，就連與他相識多年的羅斯福總統不敢相信，他驚呼：“不，他不可能那么干！”……

譯者導讀

·歷史上最著名的股災發生在1929年秋天。在一片樂觀的投資氛圍中，持續數年的牛市突然改變了方向。9月5日，市場開始下跌，10月29日，道瓊斯指數一瀉千里，跌幅達22%，創下了單日最大跌幅。華爾街持續下跌的勢頭直到11月才最終止住。到1932年，道瓊斯指數較1929年的最高點下降了89%。

·股災之后，美國進入了長達四年的經濟衰退，這一次空前絕后的衰退造就了“大蕭條”這樣一個專用名詞。也許是由于兩個事件在時間上相隔如此之近，許多人——包括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是“大股災”引發了美國經濟的“大蕭條”。但是，這兩者之間并不一定有這樣必然的因果關系，它們背后共同的原因是美國實體經濟長期高歌猛進后的必然衰退以及胡佛政府的錯誤政策。

·股市崩盤和“大蕭條”雖然是美國歷史上的一次慘痛經歷，但也給美國經濟和華爾街一次重塑自我的機會。1933年，羅斯福總統開始著手實施歷史上以他名字命名的“羅斯福新政”，大幅度地改革美國經濟政策，并著手對岌岌可危的華爾街進行改革，以恢復市場的信心。

·1933年，美國取消金本位制，頒布《證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1934年，美國頒布《證券交易法》；同年，依據該法成立了美國證監會；1940年，美國頒布《投資公司法》和《投資顧問法》。至此，美國資本市場在自我演進超過百年之后第一次出現了關于證券發行、交易和投資基金的法律，也第一次建立了監管機構，這一系列制度建設形成了現代金融體系監管的基本框架，也為隨后幾十年美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又稱《1933年銀行法》，根據該法案，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對5萬美元以下的銀行存款提供擔保，以避免公眾擠提的事件再次發生。同時，該法案嚴格限制金融機構同時從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摩根銀行被一拆為二。這一分業格局直到60多年后才隨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廢除而得以改變。

·美國證監會首任主席是后來著名的肯尼迪總統的父親——老肯尼迪。老肯尼迪是一位闖蕩華爾街多年的老牌投機家，深諳投機和操縱市場各種訣竅的老肯尼迪顯示出了非凡的管理藝術，在他的治理下，華爾街開始逐步走入了正軌。

·惠特尼代表了華爾街——尤其是紐約證券交易所——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他是當時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主席，曾經因為在1929年股災中英雄式的救市行動而聲望卓著，但是，他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和極其低劣的理財能力結合在一起，使得他最終走上了破產和犯罪的道路。惠特尼的覆滅，使得衛道士的勢力土崩瓦解，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此之前，華爾街上的所有改革都從未觸動過交易所自身會員的利益，而這一次則完全不同了，它徹底改變了交易所的運行方式，使其開始真正為公眾投資者服務，并為即將到來的華爾街巨大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1929年的勞工節后，股市重新開盤，第二天市場就開始下跌，有的時候很猛烈，有的時候稍稍溫和一點，但一直在持續不斷地下跌。整個夏季到處彌漫的那種股市可以漲到天上去的氛圍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神經質般的緊張和一些令人喪氣的論調，聽上去仿佛是穿過墓地的呼嘯聲。

沒有什么比所謂的“巴布森突變”更能反映當時那種投資氣氛的驟變了。羅杰·巴布森（Roger Bobson）當時是一個很不起眼的投資顧問，當市場一路高歌猛進的時候，他一直持悲觀的看法，但是人們對他關于市場即將要下跌的預言充耳不聞。9月5日，他在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的一個午餐集會上講道：“我再說一遍我去年和前年的這個時候說過的話，那就是，或早或晚，一場股市崩盤將會來臨。”當他這番毫無惡意的言論在當天下午2點出現在大顯示牌上時，市場立刻掉頭向下，開始暴跌，到了3點股市收盤時，很多大股票都下跌了6～10美元。最后1小時，交易量竟然達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200萬股。

即使此時，羅杰·巴布森的預言仍然被大多數人嗤之以鼻，但是有關技術調整的論調已經開始隨處可聞了，而《華爾街日報》仍然在預測秋季將會是牛市，當然，它同時也寫道：“不可避免地，有些股票會上漲，有些股票會下跌。”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歐文·費雪[174]因其在1929年8月的著名論斷（“看來股市已經達到了一個永遠不可能超越的高度”）而在歷史上獲得了讓人有點難以信服的不朽地位，他此時也仍然認為股市的長期趨勢是好的，雖然語氣不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

但是，一些天生謹慎和嗅覺靈敏的投資者已經開始撤離市場了。德柯普特-道莫斯公司（Decoppet and Doremus）是美國當時兩家最大的零股交易經紀公司之一，它的合伙人之一羅蘭·斯特賓斯（Rowland Stebbins）開始對華爾街感到厭倦了，這里的一切對他來說都已經有點索然寡味了。他決定去做一個百老匯的制片人，所以，他在8月將自己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賣出，售價為64萬美元，將通貨膨脹考慮在內的話，直到今天，這個價格仍然保持著紐約證券交易所席位價格的最高紀錄。

阿爾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是大通國民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該銀行在20世紀50年代初與曼哈頓銀行合并，成為今天的大通曼哈頓銀行）的總裁，他走得更遠。早在7月，他就清醒地預見到股市崩潰迫在眉睫，于是悄悄地賣空了4.2萬股他最“了解”的股票[175]。威金每年領著大通銀行27.5萬美元的高薪，其職責本應為維護大通銀行的股東利益，卻在這家公司股票隨后的慘跌中賺得盆滿缽滿。當然，大部分人不如威金和斯特賓斯這兩人目光敏銳，但隨著勞工節后的市場跌勢不減，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決定撤資離場，于是市場的下跌就如同滾雪球一樣，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0月18日，星期五，股市加速放量下跌。同樣，星期六上午，情況也不見好轉，只有那些天生的樂觀主義者還對市場抱有希望。《華爾街日報》預測下周一市場將會反彈，一向樂觀的費雪則把這次下跌稱為“市場只是把一些神經質的非主流力量甩出去”。到了星期一，有600萬股的股票易手，這是一個巨大的交易量，但是下跌的股票數目遠遠超過上漲的股票數目。星期二，市場短暫反彈，但是到了星期三，市場再次下跌，在那個300萬股就可以稱做是“交易異常活躍”的時代，這一天再次創下了600萬股的巨額日交易量。即使是那些最安全、最穩健的股票，包括AT&T，都在這一天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10月24日，這一天很快就被稱做“黑色星期四”。清晨，華爾街籠罩在一片悲哀的氣氛之中。前一天晚上，全美各地的經紀公司里賣單已經堆積如山。當開盤的鈴聲響過，股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易手，股價狂跌。每一輪股票的下跌都引發一輪新的追加保證金的要求，而這又進一步使得市場下跌，并引發更多增收保證金的要求。與此同時，空頭們整個上午都在無情地砸盤。賣空的單子越來越多，焦急的人們和投機者們擁擠在大街上和寬街街頭聯邦大廳的臺階上。交易所的一個供游客參觀、可以俯視交易大廳的走廊上也擠滿了人，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泣，直到上午11點，交易所決定把這個走廊封閉。到中午，市場市值已經蒸發掉95億美元。

紐約的銀行巨頭們都聚集在“街角”，和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摩根集團的高級合伙人）一起緊急磋商，此時小摩根正在歐洲。這些銀行在市場上都陷得很深，有些還正在承銷新股票，如果這些股票賣不出去，這些銀行將面臨絕境。為了保衛市場，同時也為了保衛他們自己，他們決定拿出2000萬美元來托市。

在這天下午1點30分，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當時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代理總裁——走進了交易大廳。雖然紐約交易所總裁經常會出現在交易大廳上面的主席臺上，但是總裁——哪怕是代理總裁——親自來到交易大廳還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高大而威嚴的惠特尼快步走到美國鋼鐵公司的交易柜臺，詢問最后一次賣出的價格，他被告知是每股205美元，但是實際價格已經又掉了幾塊，仍然沒有買家。惠特尼引人注目地宣布：“我出每股205美元的價錢買1萬股。”接著他從一個交易臺走到另一個交易臺，一個接一個地下了很多類似的買單，購買那些藍籌股里的藍籌股，直到將2000萬美元全部投入股市，這個數目大約相當于今天的1.5億美元。

他的策略成功了，至少暫時如此。按今天的話說，在惠特尼以那種萬人矚目的方式將錢投到市場后，市場又被那些出錢救市的銀行家拉回到了“可控局面”，空頭們轉而開始購進股票，以便將他們的賣空賬戶平倉。市場開始止跌回升，早些時候投資者令人心痛的損失稍稍得到一些彌補，有些股票甚至在當天還微幅收高。例如，美國鋼鐵公司當天的開盤價是每股205.5美元，日中交易曾達到過每股193.5美元的最低點，而收盤價格為每股206美元。當天的交易量非常驚人，達到了1300萬股，以至于股票自動報價機直到傍晚7點多，也就是閉市4個多小時后，還在嘀答不停地吐出記錄報價的紙帶。

周五，市場進一步反彈，但是到了周六，市場再次下跌，只是這一次沒有出現什么恐慌的跡象，一些人開始認為最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到了星期一，市場上傳言四起——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假的，有的說華爾街的巨頭們都在做空，有的說一些孤注一擲的計劃正在醞釀之中，有的說新的賣空襲擊就要來臨，等等，于是，股市再一次開始下跌。接下來，星期二，也就是10月29日，賣單像雪崩一樣毫無中斷地傾瀉下來，從洗碗女工到銀行家，每個人似乎都在拼命賣出。有些賣單是非自愿的，是投資者受到追加保證金的要求，不得不忍疼割肉變現。這一天交易量達到了天文數字般的1600萬股，創下了此后近40年中的最高紀錄。據說，這一天，自動報價機源源不斷地打出所有交易的報價紙帶，總長度超過了1.5萬英里，直到閉市后4個小時才結束。

娛樂刊物《繁華》報道1929年的股災。

星期二早晨的《紐約時報》上有這么一段話：“那些一向謹慎的投資者現在可以放心大膽地買股票了。”而娛樂業行業刊物——《繁華》（Variety）卻因它當天的頭條標題而在新聞史上贏得了不朽的地位：“華爾街摔了一個大跟頭[176]”。

股市在星期三反彈，資金開始涌入市場買入一些超跌股。在這些買家中，據說有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惠特尼宣布，因為交易所的后臺來不及處理所有的交易，股市在星期四將只有下午半天開市，并隨后休市，直到下一個星期一。

星期一，市場繼續下跌，跌幅接近前一周星期二的一半，這樣下跌的勢頭一直延續到11月13日這天才止住，這輪熊市最終氣數耗盡，而此前兩年半中市場辛辛苦苦積累的所有收益都已然付之東流了。

[174]歐文· 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美國經濟學家，設計出價格指數以考察經濟趨勢。—譯者注

[175]指他所任職的大通國民銀行的股票。—譯者注

[176]此處原文為“Wall Street Lays An Egg”，在美俚語中，lay an egg 指完全失敗，有嘲諷的意思。—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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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美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發生在1929年的股市大崩盤之后，所以，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有一種很流行的看法，認為是股市的大崩盤引發了美國經濟的大蕭條，但這事實上是不對的，這兩個事件都是由同樣的兩個因素引起的：一個是多年形成的經濟形勢，另一個是聯邦政府為應對這種經濟形勢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

胡佛總統是誠摯的，但他同樣也是錯誤的，因為到了1930年的下半年，一場剛開始看似很普通的經濟緊縮已經逐漸演變成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災難。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完全可以說是華盛頓的領袖們，首當其沖的就是胡佛總統本人。首先，因為胡佛曾在競選中許諾通過提高農產品的關稅來救助美國農業，所以，當選后，他于1929年召開了一次特別國會會議。這次會議中很快就出現了各個利益集團競相為本集團爭取更多利益的瘋狂場面，每個與會者都心懷鬼胎，沒有人考慮公共利益。每一個主要的行業（即使是很多小行業，例如墓碑制造業）都在國會游說，要求給予他們保護，以免受到“不平等國際競爭”的沖擊（在保護主義者的專用字典中，如果來自國外的競爭者能夠并愿意為美國消費者提供比本國產品更便宜的產品，就是不平等競爭）。

在股市大崩盤之后，《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Bill，以它在國會中的提案人斯慕特和霍利的名字命名），獲得了巨大的政治上的同情和支持，胡佛總統不顧1000多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反對，于1930年6月17日簽署了這個法案，將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關稅同時大幅提高。

后來的事實證明經濟學家們是對的。作為報復措施，其他國家立刻提高了對美國產品所征收的關稅，于是，世界貿易體系崩潰了。1929年，美國出口貿易總額為52.41億美元，而到了1932年，這一數字僅為16.1億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這個數字為1896年以后的最低值。更有甚者，在1930年上半年就隨著《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在國會中的表決傳言而起伏跌宕的紐約股市，此時開始了它長達兩年半的下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29年秋季的熊市也不過持續了兩個半月。

另一個為這場崩潰“雪上加霜”的是美聯儲，它在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基本上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在美國經濟和紐約股市搖搖欲墜的過程中毫無作為。早在1928年，斯特朗就曾經說過：“美聯儲存在的意義在于為美國經濟提供保護，以抵御貨幣利率之類的因素所導致的任何災難……一旦有緊急情況發生，我們將有能力通過向市場大量注入貨幣來緩解危機。”但是這時美聯儲卻沒有這么做，而是維持著斯特朗的反通貨膨脹和經濟緊縮政策，將利率定在遠遠高于當時新的經濟條件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之上。所以，當美國經濟幾乎被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通貨緊縮中凍斃的時候，美聯儲還在為美國經濟開著治療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退燒藥。在這幾年里，貨幣供應量下降了1/3，9800家銀行倒閉，帶走了千百萬人的存款和他們的希望。不僅如此，美聯儲在很多救援其成員銀行的行動中也縮手縮腳，無所作為，因為按照最初有關美聯儲的法律規定，對美聯儲成員銀行向美聯儲借款時需要提供的抵押有嚴格的限制條款，這些苛刻的條件使得很多本來還算健康的銀行也隨同那些問題銀行一起走向了破產。

大蕭條的最后一個罪魁禍首是胡佛政府。面對急劇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斷上升的政府支出，胡佛政府還在試圖平衡政府預算（當然，按照傳統的經濟政策，這無疑是正確的）。1932年，當美國經濟正以自由落體運動的速度直線下跌的時候，胡佛竟然推動議會通過了提高稅率的法案，而且幅度之大在美國歷史上空前絕后。

1930年的交易大廳。大廳里原來像寬街路燈一樣的席位被換成了馬蹄鐵形的席位，可以顯示更多的信息。

當我們今天回顧歷史的時候，這些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它們給當時的經濟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失業率超過25%，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929年峰值時的50%。經濟最可靠的先行指標——股市則一跌再跌，過去20年一直門庭若市的華爾街和寬街的交界處，現在變得冷冷清清，像一座空城。

1932年的秋天，當各種矛盾終于醞釀成一場危機時，華爾街出現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短期國債的利率竟然變成了負值。短期國債是聯邦政府的短期債務工具，一般期限低于一年，因為期限很短，所以它們不用像長期債券那樣付息，而是折價發行，到期再以面值贖回。但是，到了1932年10月，那些手中仍然持有資金的人因為對不明確的未來充滿擔心，他們希望把錢投在最安全的投資工具——有國家信譽保證的短期債券上。對發行量有限的短期國債的激烈競爭竟使得短期國債的發行價格高出了面值。

與此同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1932年6月8日下降到了41.22點，與1929年的最高點相比，跌幅達到89.19%，僅比該指數剛剛誕生時的點位高了約1/4點——在1896年5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剛剛問世時，第一天收于40.94點。1929年的股票年交易量曾高達11億股，而4年后不足5億股，1929年一個交易所席位的價格曾超過50萬美元，而此時的席位只值7萬美元。

這樣巨大的災難自然需要尋找替罪羊，胡佛總統理所應當地成了替罪羊。在1928年競選時，胡佛獲得了41個州的支持，而他的競爭者阿爾·史密斯（Al Smith）只獲得了7個，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1932年再次競選時，富蘭克林·D·羅斯福[178]獲得了41個州的支持，而胡佛只獲得了7個。當羅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就職時，這個絕望的國家給予了羅斯福一個獨裁者的權力——這里的“獨裁者”，要按它在《羅馬共和國憲法》中的本意來解釋，是指為了幫助國家渡過災難性危機而被賦予臨時性絕對權力的人。

如果胡佛總統是為其任期內所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的最大替罪羊，那么華爾街就是緊隨其后的第二只。在羅斯福政府醞釀各種改革方案以避免另一場類似的大災難發生時，他們絕不會忘記改革和監管所有貼有“華爾街”標簽的東西。

羅斯福上任伊始，一場銀行恐慌正在迅速擴散，所以，實際上，羅斯福上任后的第一項措施就是關閉所有的銀行，直到判別清楚哪些銀行的情況依然良好，交易所也被關閉了。隨著一家又一家的銀行被宣布處于良好狀態，并開始營業，公眾對它們的信任（這是銀行體系成功運轉的必要條件）也就逐漸恢復了。

對華爾街而言，意義更為重大的是對銀行體系、貨幣政策和證券交易體系進行的一系列改革。1933年3月9日頒布的《銀行緊急救助法令》（Emergency Banking Relief Act）賦予總統控制信用、貨幣和黃金的廣泛權力，并允許財政部部長可以購回黃金和黃金票據——事實上他也立刻這么做了。5月27日，羅斯福簽署了《聯邦證券法》（Federal Securities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規范證券交易的法律，它要求所有的新股發行都必須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即美國證監會）注冊，而且必須披露特定的信息。6月5日，國會取消了美國的金本位制，6月16日又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正式的官方名稱是《1933年銀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根據該法案，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簡稱FDIC），對5萬美元以下的銀行存款提供保險，以避免公眾擠提的事件再次發生。事實上，成為FDIC成員的銀行迄今為止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而時至今日，美國幾乎所有的銀行都是FDIC的成員銀行。這項法案同時也要求銀行必須選擇或者從事儲蓄業務（也就是吸收存款并發放貸款），或者從事投資銀行業務（也就是承銷各類證券），而不能兼而有之。因此，很多家大型銀行——包括摩根銀行——不得不被一分為二。摩根銀行被拆分出一家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而其從事儲蓄業務的另一部分仍然稱做J·P·摩根銀行。此時的摩根銀行已經在走下坡路，這一拆分使得它在世界銀行業的影響力被進一步削弱了。

在1933年舉行的參議院金融委員會（Senate Finance Committee）聽證會中，摩根銀行和其他華爾街銀行的聲譽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該委員會由費迪南·佩科拉（Ferdinard Pecora）主導，佩科拉是一位出色的律師，視雄辯而不是調查研究為自己工作的第一要務。他是一位善于不停地提出刁鉆問題的大師，而小摩根和其他接受質詢的華爾街人卻缺乏政客們的基本功——竭力避免回答類似問題。當小摩根和其他人的回答聽上去不可避免地有點閃爍其辭時，媒體隨后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不管怎樣，佩科拉的委員會的確發現了很多華爾街無法為自己辯護的不法之舉，而這極大地增強了要求華盛頓對華爾街進行監管的呼聲。毫無疑問，華爾街在竭盡全力抵制這些監管措施。在這場抵制運動中，沖在最前面的人就是理查德·惠特尼，此時，他因在“黑色星期四”中的英勇行為已經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當調查人員來到他的辦公室時，惠特尼告訴他們：“先生們，你們正在犯一個巨大的錯誤，交易所是一個完美的機構。”當然，在當時那樣一種輿論氛圍下，惠特尼這樣的花言巧語對他實際上沒有任何幫助。

惠特尼和羅斯福同是來自格羅頓[179]，又是哈佛大學的校友，他們在白宮會談了45分鐘，交換了對華爾街未來的一些想法，按照惠特尼的說法，他們就一些理念交換了看法。但是，如果惠特尼認為老校友的關系就能阻止聯邦政府加強對華爾街和交易所的監管的話，那他就大錯特錯了。盡管惠特尼百般阻撓，羅斯福總統還是提交了一項法案，于是，惠特尼和交易所決定由他們自己動手先來改革華爾街上最有問題的那些行為。1934年2月13日，交易所委員會投票通過法令，禁止聯手坐莊，同時也禁止專門經紀人將內幕信息透漏給他們的朋友，并禁止專門經紀人購買他們所做市股票的期權。除此以外，惠特尼和他的同伙們還發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輿論攻勢，試圖使羅斯福提議的法案擱淺，但這一切都毫無用處。在某種意義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改革還起到了引火燒身的作用，因為他們這么做，就等于承認了交易所并不是一個惠特尼所宣稱的“完美的機構”。

理查德·惠特尼。這位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最終因挪用財產而身敗名裂。紐約證券交易所有保存歷任總裁油畫肖像的傳統，但是惠特尼的肖像卻始終沒有完成。

盡管惠特尼等人未能阻止羅斯福的提案，但他們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這項法案的立場比最初提出時松動了很多。最開始，《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不加區別地將很多種特殊交易方式（包括賣空）界定為非法，而最后通過時，它只是將“操縱市場”認定為非法，并把具體什么是“操縱市場”留給即將成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來裁定。這個新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費迪南·佩科拉，而約瑟夫·P·肯尼迪被羅斯福提名為這個委員會的主席——這是典型的羅斯福式政治手腕。

[177]赫伯特·C· 胡佛（Herbert C. Hoover，1874~1964）， 美國第31 任總統（1929~1933），于1932 年競選連任失敗，富蘭克林·D· 羅斯福取而代之。—譯者注

[178]富蘭克林·D·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 美國第32 任總統（1933~1945），曾任美國紐約州州長（1929~1932）。任期內他實行新政（New Deal），采取措施增加就業、協助工業和農業從大蕭條中復蘇，并主張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是唯一一位連任三屆（1936，1940 和1944 年）的美國總統，死于任上。—譯者注

[179]格羅頓（Groton），美國康涅狄格州東南一城鎮。—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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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就作為一個投機者來到了華爾街，很快他就表現出是投機這門藝術的行家里手。他曾經在波士頓的海頓·斯通經紀公司（Hayden，Stone）學習業務，并在1923年1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他波士頓辦公室的門上掛著這樣一個牌子——“約瑟夫·P·肯尼迪，銀行家”。肯尼迪一直稱自己是一個銀行家，因為他喜歡“銀行家”（Banker）這個英語單詞的發音，但實際上，他的業務范圍涉及很廣，遠遠不止銀行業。時至今日，我們不可能完全了解肯尼迪從事過的所有生意，但是只要聽聽那些關于他早年職業生涯的傳說，就足以知道他在同代人眼里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在人們對他的無數指責里，最出名的是他曾非法販酒，并有黑手黨背景。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有多少是惡意中傷，有多少是純粹的反愛爾蘭情結，我們都無從得知。但是，這些流言飛語直到他死后30年的今天，仍然不絕于耳。

肯尼迪在華爾街第一次大的投機操作是針對黃色出租車公司（Yellow Cab Corporation）的股票。在一次當時司空見慣的做空投機后，這只股票從每股85美元降到了每股50美元。這家公司的主要股東沃爾特·豪利［Walter Howey，《波士頓美國人報》（Boston American）的執行主編］曾經在肯尼迪的岳父菲茨杰拉德（Fitggerald，前任波士頓市長、綽號為“蜜糖菲茨”）的政治生涯中給予過很多支持。為了報答沃爾特·豪利的這份恩情，肯尼迪決定伸出援助之手。肯尼迪在豪華的沃爾多夫-阿斯特拉酒店訂了一間套房，在里面裝了一臺股票自動報價機和幾根電話線。隨后，他開始通過遍布全美的經紀人買賣黃色出租車公司的股票。一天又一天，他一心一意地操縱市場，其他什么事都不做，空頭們斗不過他，終于放棄了。

“我在早上醒過來，覺得累極了，”肯尼迪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說，“這才意識到我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出過旅館的大門了。我的孩子，帕特，已經出生快一個月了，可我還沒有見過她呢。”

對于那場戰役的結果，肯尼迪的說法很簡單：“我們有幾個人成為了有錢人。”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肯尼迪并沒有夸大其辭，一位歷史學家曾經估計，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肯尼迪的身價至少值2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筆極為可觀的財富。

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肯尼迪一直在從事投機工作，這場博弈中的其他主要玩家很少有人能獲得他那樣的聲譽——他可以心無旁騖地把為自己賺錢作為唯一目的。事實也的確如此，黃色出租車公司戰役剛剛結束幾個月，又一輪攻擊開始了。當時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是肯尼迪在幕后操縱了這輪新的做空投機，雖然不久以前他還使出渾身解數來捍衛這只股票。

肯尼迪是一批天才的華爾街人中的一個——他們都預見到了這次股市的大崩潰，其中包括羅杰·巴布森、阿爾伯特·威金、羅蘭·斯特賓斯。毫無疑問，在市場跌入大蕭條的深淵時，肯尼迪的大規模做空給他帶來了巨額財富。但是，即使當他變得越來越富有時，他骨子里的悲觀主義仍讓他懷疑，自己的末日是不是就要來臨了。他后來回憶，他那時候曾想過：“我甚至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財產——如果這樣做就可以讓我的另一半財產置于法律和秩序的保護之下的話。那時候，我甚至覺得，為了保護我的家庭，我應該什么都不要。”

但是，肯尼迪和絕大多數的投機商不一樣，他的野心遠遠超越了金錢。在很早的時候，他就認定富蘭克林·羅斯福將成為美國政壇的一顆新星，所以他早在1930年就幫助過羅斯福競選紐約州的州長，并于1932年幫助他競選總統。肯尼迪在波士頓長大并深諳波士頓政壇的規矩——在這里，給那些忠誠的贊助人以適當的回報是一項近乎莊嚴的義務，所以他滿懷希望地等待著被羅斯福任命為新內閣的高級官員。他甚至告訴他的朋友們，他將成為財政部部長。

但是，羅斯福不僅沒有讓他進入內閣，甚至沒有給他提供任何實惠。最后，還是一些更接近于中間派的政府官員建議提名肯尼迪為新成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而刻板的自由主義者都認為這簡直是派一只狐貍去看守雞窩。《新聞周刊》（Newsweek）這樣評論：“肯尼迪先生——從前的投機者和聯手坐莊的操縱者，現在的工作將是制止投機和阻止坐莊。”

然而，肯尼迪十分聰明而且野心勃勃，他絕不會干赤裸裸的以權謀私的蠢事。而且，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華爾街的哪些地方埋藏著“地雷”，如果他選擇對華爾街直接采取行動，雖然場面一定會非常盛大而有趣，但那絕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他認識到他的工作不僅是要恢復整個國家對華爾街的信心，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要恢復華爾街對美國經濟和政府的信任。肯尼迪首要的工作就是結束當時所謂的“資本罷工”——當時華爾街所有的大銀行，還有其他不計其數的小銀行，都像被炮彈震傻了一樣，拒絕承銷任何新發行的證券，也拒絕向任何人提供任何貸款，不管借貸方用多么優良的資產做抵押，也不管需要融資的項目是多么安全。

“金融‘新政’[180]將會是一套對所有人都更有利的政策體系”，肯尼迪在他作為主席的第一次演講中這樣聲稱。他熟練地應付著證券交易委員會面對的各種政治壓力，同時很快在人們心中建立起一個公平、有魄力、高效率的管理者形象，使得一切關于他的懷疑論調都漸漸銷聲匿跡了。鑒于早期各界對他的不信任，參議院曾將他的正式任命延遲了6個月，以觀察他的所作所為。6個月后，這項任命毫無爭議地通過了。

肯尼迪也加強了華爾街上溫和派的力量，這些溫和派歡迎改革，只是不希望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大而嚴重脫離現實，如宣布做空為非法等。惠特尼基本上代表了紐約證券交易所最保守的力量，他們繼續維護著大廳交易員和專門經紀人的利益，而這些人已經為所欲為幾十年了。以E·A·皮爾斯（E. A. Pierce）為代表的溫和派經紀人，則把為一戰后才進入華爾街的小投資者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皮爾斯在向佩科拉的委員會作證時承認，對股票交易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實際上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得益于肯尼迪的支持，溫和派集團的力量不斷壯大，惠特尼只好在1935年從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的位置上下臺了，盡管他隨即又被選入交易所管理委員會——這保證了他的集團仍然有能力阻撓一些有意義的改革。

在羅斯福的領導下，逐漸轉暖的經濟環境幫助結束了這場“資本罷工”，這其中也有肯尼迪的功勞，華爾街上的各種業務又開始興旺起來，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羅斯福新政的前幾年或多或少地穩步上升，記錄著華爾街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牛市——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市場是從20世紀的最低點開始反彈的。交易量也在上升，一些公司甚至開始雇用新的員工了。

但是，一旦證券交易委員會走上正軌之后，肯尼迪就失去了對它年復一年進行日常管理的興趣，并于1935年9月辭職，他前后一共在這個位置上待了15個月。他的繼任者是詹姆斯·蘭迪斯（James Landis），基本上無所作為。第三任主席是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此人之后曾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任職長達30年之久，他傾向于運用此前一直未被發掘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影響力去強迫華爾街改變它的運作方式。他并不激進，非常注意對資本主義的保護。為了確保做到這一點，道格拉斯認為，交易所必須做到“使任何人無法質疑。為了滿足所有投資者們的需求，這個巨大的市場不僅需要高效的服務，而且還需要保持公平和絕對的誠實——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應該忘記，這個巨大的市場之所以可以存在并繁榮，有賴于投資者們的厚愛”。

很自然地，惠特尼和他的集團認為道格拉斯是一個現世惡魔。就像在所有牛市里那樣，隨著華爾街股價和交易量的攀升，要求改革的壓力逐漸減退。到了1937年，市場經歷了4年不算奇跡般的但還算平穩的增長，如果不是因為股市在這一年秋天突然回調而造成又一次衰退的話，道格拉斯對華爾街的改革可能會比實際上艱辛許多。衰退的回歸重新喚回了要求改革的呼聲，經濟學家們于是用“衰退”（recession）來代表這個新的經濟低迷狀態，可能是因為他們很愿意看到終于有一個他們能夠解決的問題了，并把它和美國此時仍然身處其中的更大的經濟“蕭條”（depression）相區別。從那時起，經濟的低迷狀態就一直用“衰退”一詞表示，而“蕭條”一詞則特指20世紀30年代的那一場經濟大蕭條。這輪新的衰退也把惠特尼推到了懸崖邊上。

[180]這里肯尼迪借用了羅斯福總統上臺后執行的積極經濟政策的代名詞—“新政”。—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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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色星期四的那次股市大危機中，惠特尼因他的英勇行為——當然是用別人的錢——而成為華爾街上最出名的經紀人，他對自己的表現津津樂道，甚至買下了他當初買入1萬股美國鋼鐵公司股票的那個交易臺，把它安置在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會客室里（現在這個交易臺就陳列在紐約市博物館內）。

他的公司規模很小，即使按照當時華爾街的標準而言也是如此，但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客戶——摩根銀行，惠特尼的哥哥喬治是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因此，惠特尼拿到了摩根公司的經紀業務。“摩根銀行的經紀商”給了他的公司很多殊榮，但實際上并沒有為他帶來太多的傭金收入，因為摩根公司在二級市場上只有很小的業務量。

盡管這樣，惠特尼卻過著一種窮奢極欲的生活，他是多個私人俱樂部的會員，在曼哈頓東73大街有一棟豪宅，在新澤西州的遠山有一個大農場，他經常在那里獵狐貍。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他每個月的花銷至少為5000美元，而當時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收入才2500美元。于是，他面臨著一個大問題——入不敷出。他的經紀公司的收入根本不夠維持他這種奢侈的生活方式，為了補差，他恣意從他的哥哥那里借錢，從朋友和同事那里借錢。起初，他很快就還錢，但又會以同樣快的速度馬上再借。他也在路邊交易場投資于各種垃圾股票，但就像數目多得驚人的華爾街專業人士一樣，當涉及個人理財時，他就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笨蛋。投資中最為重要的原則是“該斬倉時要斬倉，見好就要收”，而惠特尼的投資卻一虧再虧，直到最后連老本都賠光了。

在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惠特尼在華爾街的游戲中還算成功，至少沒有陷入什么災難，但是到了3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1931年，他的公司的實際凈資產不足4萬美元——這一點當時并不為人所知，甚至連惠特尼本人也不了解，而他的個人債務則高達近200萬美元之巨。然而，這絲毫不能改變他的生活方式，于是他開始偷，從他的合伙人、朋友、客戶、俱樂部、兄弟，甚至他的妻子那里偷。就像所有的貪污和盜竊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要敗露一樣，惠特尼最終也被戳穿，1937年11月19日，他的世界開始分崩離析了。

惠特尼是紐約證券交易所退休基金（New York Stock Exchange’s Gratuity Fund）的托管人，雖然叫退休基金這個名字，這個基金實質上是交易所會員為他們的家人設立的一種人壽保險計劃。在每個會員去世的時候，這筆基金向該會員的家庭支付兩萬美元。被提名為這個基金的理事被認為是一項很高的榮譽，當惠特尼從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職位上離職的時候，他被授予了這項榮譽，但他隨后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卻是逐步侵吞這筆基金的資產。

惠特尼的公司一直是這只基金的經紀公司。在1937年3月，理事會決定賣掉市值為22.5萬美元的債券，并用銷售債券的所得購入新證券。理事會把這些債券交給惠特尼去出售，但卻從沒有見到過新證券的影子。實際上，惠特尼根本就沒有買入任何新證券，因為他已經用那些債券做了他個人貸款的抵押品。到11月，惠特尼已經從基金中盜用了超過100萬美元的巨額款項，而且，他沒有任何償還能力。

基金會計幾次向惠特尼索要這些證券，但都遭到毫不客氣的拒絕。最終，他只好在11月19日惠特尼缺席的一次會議上將這一情況通報給了其他理事，理事們投票要求惠特尼立即交出這些證券，但惠特尼做不到——它們已經像惠特尼其他所有的投資一樣化為烏有了。

惠特尼的麻煩源于1933年，當時他幫助建立了一家蒸餾酒業公司，生產一種叫做“澤西閃電”的蘋果白蘭地，滿心希望能因《禁酒令》（Prohibition）的即將廢止而獲得暴利。這家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5美元的價格上市，借助《禁酒令》即將廢止的好消息，所有的酒業股票都在直線上漲。在1933年《禁酒令》實際廢止之前，惠特尼的酒業公司股價曾經高達每股45美元。但是，當酒業市場完全放開后，“澤西閃電”卻并不怎么成功，股價開始持續下跌。惠特尼又一次沒有及時斬倉撤出，他甚至還追加了投資。到了1937年，惠特尼和他的經紀公司已經持有了這家酒業公司13.45萬股股票。此時，這只股票的賣出報價只有每股3.5美元，買入報價更低，而且和賣出報價相差甚遠。惠特尼用這些股票作抵押借了很多錢，所以當股票的價格下跌時，他不得不用更多的抵押品來滿足追加保證金的要求。當他將自己所有的證券用完以后，他就開始盜用那些由他保管的證券了。

惠特尼現在走投無路了，他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他的哥哥喬治。喬治聽了他的敘述后，特別是他盜用基金的事——那簡直無異于在偷寡婦和孤兒們的錢，驚得目瞪口呆。喬治隨即通知了托馬斯·拉蒙特——摩根銀行的執行合伙人，兩人經過商議，為了避免一場使整個華爾街聲譽嚴重受損的丑聞，他們決定幫助惠特尼。他們借給惠特尼足夠多的錢，讓他從市場上買回他盜用的證券，并補回到基金里去。

現在，喬治決定讓他的兄弟為自己的愚蠢行為付出代價，盡管這來得有點太晚了。他要求惠特尼放棄所有的商業活動，賣掉經紀公司、酒業公司以及名下的所有資產。喬治希望用變賣這些資產所得的錢將惠特尼的債務還清，剩下的部分再加上惠特尼妻子的財產還能讓他體面地生活。當然，喬治·惠特尼和托馬斯·拉蒙特此時還不知道理查德·惠特尼也曾從他妻子的信托基金中盜用過資金。從嚴格意義上說，喬治和拉蒙特沒有將惠特尼所供認的罪行報告給有關當局，這實際上屬于“包庇”，本身也是一項重罪，但是這種情況很少有人追究，尤其是如果當事者只是為了幫助自己的親戚，而沒有從中為自己謀利的話。在這個案子里更是如此，喬治不僅沒有為自己謀利，還不得不又一次拿出數百萬美元——此前他已經為他弟弟支付過數百萬美元，而那些錢早已全部付之東流了。實際上惠特尼的哥哥和妻子最終賠償了他所偷的每一分錢，盡管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他們這么做。

但是，無論是惠特尼的經紀公司還是他的酒業公司，都找不到買家，而惠特尼的個人開支卻絲毫沒有減少，他依然花錢如流水。他又開始不斷向朋友和一些熟人借短期貸款，通常是10萬美元，而他明知自己還不起。由于他特殊的地位和聲望，惠特尼在借錢過程中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麻煩。

但是，一向高效的華爾街流言市場已經開始偷偷議論起惠特尼了，到2月，有關惠特尼和他的公司遇到了大麻煩的傳言已經沸沸揚揚了。這個時候，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好在向所有經紀公司寄送一份有關公司財務狀況的調查問卷。盡管按照正常時間，惠特尼應該至少在5月份之后才會接到這份問卷，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商業行為委員會（Committee on Business Conduct）主席豪蘭·S·戴維斯（Howland S. Davis）決定立刻給惠特尼發一份。

當這份問卷在一個月后（比截止日期晚了一個星期）交回來的時候，交易所的督察人員立刻發現問卷上的回答缺乏真實性，于是他們向惠特尼的公司派遣了審計員。審計員們很快查出惠特尼盜用他客戶賬戶上的資產，惠特尼的公司實際上已經破產。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管理層都知道了這件事，但惠特尼仍然認為交易所和它的一班保守派會幫他擺脫困境，“我是理查德·惠特尼，”他向他的繼任者查爾斯·蓋伊（Charles Gay）說，“對數以百萬計的人來說，我就代表交易所。交易所承擔不起讓我破產的名譽損失。”

如果在過去，這很有可能是對的，但現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在穩步加強對華爾街的監督，蓋伊意識到交易所此時更承擔不起不讓惠特尼公司破產的責任。

1938年3月7日，星期一的早晨，華爾街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理查德·惠特尼的公司破產了，所以，這天早上10點過5分，當交易所大廳里的鈴聲響起，蓋伊總裁走上主席臺宣布交易中止時，人們并不驚訝。但是，人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所披露的事情的真相，他宣布，惠特尼的“行為完全背離了公平和公正交易的原則”。換句話說，理查德·惠特尼——這個來自格羅頓的老小子，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前任總裁，摩根銀行的經紀人，華爾街地位的堅定守護者，竟然是個大騙子。

蓋伊的話音剛落，大廳里一片死寂，很快，經紀人們回過神來，大廳里立刻又變得一片喧囂。當交易重新開始時，股市直線下跌，隨后交易幾乎中止了。下午，經紀人們逗留在飯店和酒吧里討論所發生的一切。左翼的《國家》（Nation）雜志可能最準確地表達了對這件事的反應，它幸災樂禍地寫道：“即使J·P·摩根被抓住偷拿神圣的圣約翰大教堂里的金銀餐具，都不會比這件事更使華爾街感到尷尬。”

甚至富蘭克林·羅斯福——本質上他仍然有地道的東部貴族的心態，盡管他平時標榜自己的平民色彩——都被這個“剛剛暴露的駭人聽聞的罪惡行徑”驚得目瞪口呆。“不，他不可能那么干！”當他的助手告訴他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大叫一聲，“迪克·惠特尼[181]——迪克·惠特尼，我不信。”

事情的進展很迅速，3月10日，惠特尼被指控盜用他岳父為他妻子設立的一個信托基金的資金。地方檢察官托馬斯·杜威[182]懷著他竭盡全力也無法隱藏的政治野心，親自逮捕了理查德·惠特尼。3月15日，（被保釋后的）惠特尼再次被逮捕，這次是因為從紐約游艇俱樂部盜用了15.3萬美元的款項，惠特尼是該俱樂部的財務主管。惠特尼對兩項指控都供認不諱，并承認：“沒有一個我的公司的合伙人（因該公司的倒閉，這些人也都破產了），沒有一個我的公司的同事，或任何和我有關系的人——事實上，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任何人，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應該對這一切承擔任何責任。”3月17日，他被趕出了紐約證券交易所，3月25日，他申請了個人破產，4月8日，證券交易委員會對他的聽證會開始了。

但是，盡管發生了這一切，惠特尼似乎仍然對他將要承擔的罪責沒有太多概念。在聽證會上，當聽證官格哈德·格塞爾（Gerhard Gesell，他后來成為了著名的聯邦法官）問他：“惠特尼先生，你是什么時候第一次意識到你破產了？”

“我沒有破產。”惠特尼平靜地回答。

“你是什么意思？”格塞爾很震驚地問——其震驚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仍然可以從我的朋友那里借到錢。”惠特尼回答說。

即使是他這個關于破產的特殊理解也不過是他的臆想而已。在同一個聽證會上，當小摩根被問及：“你認識理查德·惠特尼嗎？”

“曾經認識。”他冷冷地回答。對華爾街來說，理查德·惠特尼已經是一個死人了。

4月11日，惠特尼被處以5～10年的監禁，并立刻被送進了監獄。惠特尼在“墳墓”監獄度過了一夜，第二天被轉送到新的監獄，當他經過中央火車站時，在那里聚集了6000多人圍觀，人們看到他手腕上的手銬代替了往日的金表鏈。他同兩個勒索犯、一個搶劫犯和一個強奸犯一起被押上了火車。在監獄里，他被關在一個單人小房間里，脫下西裝，換上囚服，被分配了一份打掃衛生的工作。那天晚上，他的晚餐是烤利馬豆、煮土豆、茶、面包和玉米布丁。

會員公司的債務被限定在其運營資本的15倍以內，其中非抵押貸款必須報告紐約證券交易所。經紀業務與承銷業務必須分離，而客戶的賬戶也必須與公司自營賬戶分開。為了防止賣空投機和股市恐慌時打壓市場，賣空單只有在股價上升時——也就是說賣空股票的價格高于上一個成交價時——才被認定有效。

當然，這些改革無論如何也會到來，只是遲早的事情，但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聞使得這一改革提前到來了，從這一點上講，華爾街可能還要感謝這個華爾街最著名的罪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聞案使這些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而這些改革的成功又為在戰后將要在華爾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榮奠定了基礎——那將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繁榮，一次影響深遠的繁榮，一次即使在20世紀20年代大牛市最瘋狂的年代中，人們做夢也想象不到的繁榮。

第十四章“華爾街也是……主街”（1938年～1968年）

[譯者題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隨后的經濟繁榮鞏固了華爾街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美里爾開創的美林帝國使得股票深入到千家萬戶，而證券分析手段使得理性投資成為可能，這一切都為華爾街最終的起飛奠定了基礎。華爾街一向被認為是美國主體經濟——主街的附屬品，然而，隨著華爾街在美國經濟生活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為：“華爾街也是……主街”……

譯者導讀

·陷入經濟大蕭條中的美國再一次被發生在大西洋彼岸的戰爭所挽救——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無論戰爭給歐洲和其他地區帶來多大的創傷，它都會給大洋彼岸的美國帶來巨大利益，所以“二戰”的開始并沒有像“一戰”那樣立刻將股市帶入低迷。反之，道瓊斯指數還略微上漲。但很快，隨著希特勒的節節勝利，華爾街開始了長達三年的下跌。

·但事實上，在股市下跌的同時，美國的經濟正經歷著新一輪的高速增長，美國公司贏利從1939年的64億美元激增到1942年的209億美元。除了戰爭所創造的巨大需求以外，民用經濟也持續增長。而在戰爭期間被嚴重壓抑的民用需求，如住房、汽車、家電等，即將催生戰后美國經濟的大繁榮。

·在這個歷史時期，有兩個人對華爾街的未來影響深遠，一位是查爾斯·E·美里爾，一位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美里爾革命性地將連鎖店的運營模式引入經紀業務，并創建了美林公司。而格雷厄姆讓此前只知道投機和坐莊的華爾街明白了基本面研究的重要性。

·1954年，華爾街再一次迎來了長達10年的大牛市。華爾街在滯后多年之后，終于反映了美國實體經濟在戰時和戰后的高速成長。

·在這個時代，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包括一大批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在內的機構投資者開始出現在資本市場并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在隨后的半個世紀中，它們不僅推動了華爾街的發展壯大，也推動了美國社會養老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健全。同樣，也是在這一時期，科技的進步使得交易所的技術裝備日新月異，新的股票自動報價機和數字計算機開始使用。

·1962年至1963年之間，商品投機商安吉利斯精心組織了一場豆油囤積活動，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這使得與他有關聯的華爾街兩大經紀公司陷入困境，加之時遇肯尼迪總統被刺，恐慌開始像瘟疫一樣在華爾街上蔓延開來。

·最終，華爾街的經紀公司團結起來，采取了果斷的自救行動，交易所出面為這兩家經紀公司的破產承擔責任，才使得這一次金融恐慌得以平息。為了防止今后單一金融風險再次擴散為金融系統風險，紐約證券交易所于1964年第一次建立了風險基金。就像19世紀交易所和經紀人委員會采取行動抑制過度的投機行為以及投資銀行一致要求上市公司出具年度報告和獨立的會計報表一樣，華爾街的參與者們再一次意識到，他們有著超越各自利益的共同利益，需要大家共同維護。

盡管羅斯福使出了渾身解數，他的新政也沒有能夠結束大蕭條，大蕭條實際上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結束的。在1940年到1944年之間，美國經濟擴張了125%，是其經濟史上最令人矚目的一段高速發展時期。在這些年里，民用經濟幾乎是在不間斷地增長，不僅如此，美國還生產了6500艘海軍軍艦，29.64萬架飛機，86330輛坦克，64546艘登陸艇，350萬輛軍用吉普、卡車和運兵車，5300萬噸級的運貨船，1200萬支步槍、卡賓槍、機槍和4700萬噸炮彈。

在1944年，美國只有70萬人失業，是1940年失業人數的10%。然而，這種經濟上無與倫比的繁榮并沒有在華爾街得到體現。同樣，1939年9月在歐洲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沒有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給華爾街帶來恐慌。在大戰爆發前幾個月，戰爭的跡象就已經十分明顯。而且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的那樣，無論戰爭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悲劇，它都會使美國經濟受益。的確，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天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還上漲了20點，而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這個上漲的勢頭很快就停止了。人們開始對希特勒感到恐懼，擔心他在與斯大林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從而免受第二戰場的干擾后，會很快對英國和法國取得壓倒性勝利，而此時這兩個國家比起25年前已經衰弱了許多。1940年，德軍徹底摧毀了法軍的抵抗力量，占領了法國，并把英國也帶到了戰敗的邊緣，華爾街開始了長達3年的下跌。標準普爾平均指數（Standard & Poor’s Average）在1939年收盤于12.06，在1942年底收在8.67，跌幅超過25%。1942年4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歷史上最后一次收于100點以下。更加不同尋常的是，這種下跌發生在美國公司的贏利從1939年的64億美元激增到1942年的209億美元這樣一個背景下。

對經紀業來說，比股市的下跌更為糟糕的是，交易量也開始嚴重萎縮。自1923年以來，1939年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日均交易量跌到100萬股以下的第一年（在此前的10年內，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日均交易量平均為250萬股），而這僅僅是個開始。1939年日均交易量為95.4萬股，1940年為75.1萬股，1941年進一步下降到了61.9萬股，而在1942年日均交易量降到了令人吃驚的45.5萬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大廳里的經紀人經常無所事事，有的時候在大廳里打“棒球”——他們把報紙卷起來當球棒，把詢價單捏成一團當紙球。1940年，華爾街上共有5855名經紀人、承銷商和交易員，但到了1947年，這個數目已經萎縮到4343名。

在1943年阿拉曼戰役[183]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后，紐約交易所的交易量才有所回升，1943年的日交易量回升到100萬股的水平。但是，即使盟軍勝利的形勢越來越明了，市場依然頑固地陷在低迷之中，對大部分公眾來說，1929年股市崩盤時的慘狀仍然歷歷在目，他們根本不愿意和華爾街沾邊。盡管在1940年到1945年之間，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一番，但是這些錢并沒用于投資股票，相反，人們用這些錢來支付汽車和房屋的首付款，或者購買更多的人身保險，同時，更多的錢流入了銀行，成為銀行儲蓄。1940年美國人在銀行存入了42億美元，4年之后的1944年他們存了359億美元，大多數的錢進到了安全的、受存款保險保護的儲蓄賬戶上，或者是用來購買戰爭債券，而沒有進入有風險的華爾街。

此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預言，隨著戰爭刺激因素的結束，經濟將面臨一場新的蕭條。畢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緊隨其后的就是1920～1921年的劇烈衰退。和歷史上的很多將軍一樣，美國的經濟學家此時也在這最后一次大戰中“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經濟除了民用生產以外，幾乎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從很多方面來看，美國經濟幾乎完全變成了集中的計劃經濟。而戰時美國經濟的“首席執行官”是唐納德·納爾遜（Donald Nelson），他曾是西爾斯·羅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的一名執行副總裁，此時被羅斯福任命為戰時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的主席。納爾遜和他的委員會的工作就是要決定：要打贏戰爭需要生產些什么？需要哪些原料和工業生產能力？資源如何分配？哪些生產優先？到了1945年，戰時生產委員會成為美國戰時最大的非軍事辦公機構，總部設在華盛頓，有2.5萬名雇員，每天消耗的紙張相當于一個大城市發行報紙所用紙張的數量。沒有它的批準，無人有權制造哪怕是一個曲別針。

這樣的經濟模式的結果是：在戰爭進行的幾年里，幾乎看不到任何新的房子、家電、汽車、卡車、輪胎、收音機或電話等等，正是這種被嚴重壓抑了的民用需求，和人們在儲蓄賬戶和戰爭債券上積累的大量資金一起，催生了戰后美國經濟的大繁榮，而不是衰退。1946年年初，當工資和物價都從戰時的控制狀態中放開后，美國經濟在持續擴張的同時，也開始了一輪惡性通貨膨脹。

但是，華爾街似乎依然置身局外，沒有完全參與到美國經濟的熱潮中去。到了1949年12月31日，道瓊斯指數也僅僅達到200點，只是1940年點位的兩倍，而在同一時期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增長到了原先的3倍，公司利潤的增長更是遠遠不止這個比例。即使是藍籌股中的藍籌股，如凡世通公司（Firestones）和肯尼科特銅業公司（Kennecott Copper），盡管這些股票的股息高達8%～12%，遠遠高于當時債券的利息，市盈率也只有4倍左右。

但是，在華爾街看上去似乎持續委靡不振的表象之下，其光明未來的種子已經種下。華爾街的未來將受到兩個人的巨大影響，他們就是查爾斯·E·美里爾（Charles E. Merrill）和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

[183]阿拉曼（El Alamein）， 埃及北部一村莊，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 英軍曾在此擊敗德軍。—譯者注

*　　*　　*

跟很多在華爾街上成名和發跡的人一樣，查爾斯·E·美里爾來自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小鎮，1885年，他出生于杰克遜維爾城（Jacksonville）南部的綠色灣泉鎮（Green Cove Springs），那里當時還是佛羅里達北部的亞熱帶荒地，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兼藥劑師。美里爾讀過幾所學校，也上過大學，還曾在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就讀兩年，但他沒有畢業。他未來的岳父是華爾街上一家小控股公司的財務主管。離開學校后，美里爾在這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當美里爾剛剛來到華爾街的時候，華爾街正處于1907年的恐慌之中，但經濟很快就開始繁榮起來了。他曾經在幾家公司打工，最終在1914年初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查爾斯·E·美里爾公司（Charles E. Merrill and Company）。

美里爾是一個天生的推銷員，他輕而易舉地在華爾街打開了局面，結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他的公司還沒來得及開張，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紐約證券交易所閉市了，他自然也就沒有了生意。美里爾靠著新街（New Street）這個非法但被默許的市場生存了下來，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重新開市。在接下來的一年里，美里爾將自己的公司與一個名叫埃德蒙·林奇（Edmund Lynch）的債券銷售員創建的公司合并，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and Company）的名字首次出現在了華爾街上（按照慣例，兩個名字之間應該有一個逗點，但這個逗點在兩個公司合并時的文件中被不小心遺漏了，從那以后，在這家公司的歷史上，每一次重組和重新命名時，這個形式一直被有意保留并沿用下來）。

查爾斯·美里爾。他相信為傳統的華爾街客戶以外更廣大的公眾服務孕育著無限商機。到1950年美林公司成立10周年的時候，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紀公司。

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家公司已經在華爾街立住了腳，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不滿足于此的美里爾注意到一群新客戶，并開始開發這個此前從未有人涉足過的客戶市場，這就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手中有可支配收入，當然也就有可供投資的資金，但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去投資或購買股票。在這個階段，美里爾也開始承銷股票的發行，特別是連鎖店股票，例如克雷斯吉（Kresge）、西部汽車設備（Western Auto Supply）和J·C·彭尼（J.C. Penney）等公司。1926年，他的公司承銷了數額巨大的Safeway連鎖店的股票，他后來成為這家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東之一。

1928年年底，當一路飆升的股市和實體經濟嚴重脫節的時候，美里爾是最早感覺到大難將至的人之一。他的直覺來得太超前了，以至于他一直在懷疑自己的這種直覺，他甚至為此去看了心理醫生——“一戰”以后，心理治療已經成為富人圈里非常流行的一種時尚，他擔心自己是不是心理有問題。但是經過幾次談話之后，美里爾和他的心理醫生都堅信他十分清醒。于是，心理醫生中止了對美里爾的治療，并和他的“病人”（指美里爾）一起開始拋售手里的股票。到了1929年秋天[184]，美里爾和大多數經紀人一樣，差不多完全撤離了股市，但美里爾與他們都不同的是，他早在這一年3月就開始并一直建議他的客戶撤資離場。

第二年，看到大蕭條沒有任何結束的跡象，美里爾決定離開股市。他將他在交易所的交易席位賣給了E·A·皮爾斯（E. A. Pierce & Co.）公司，他和林奇都成為該公司的有限責任合伙人，這家公司后來成為華爾街改革進程中的排頭兵。在隨后幾年里，他為他以前曾幫助承銷過股票的那些連鎖公司做顧問，也就是在這個階段，一個想法在他腦海里逐步醞釀成熟，那就是將連鎖店的運作模式引入經紀業中。他最終建成了分支機構遍布全美、規模前所未有的、龐然大物般的“美林帝國”。

20世紀30年代末期，E·A·皮爾斯公司經營不良，公司邀請美里爾回來擔任公司的執行合伙人并主持日常管理工作。1940年，他接受了邀請，新公司被命名為美里爾-林奇-皮爾斯-卡薩特公司（Merrill Lynch，E.A. Pierce and Cassatt），盡管這時候林奇已經去世了，但是美里爾仍然堅持在公司的名稱中保留他的名字。新奧爾良的經紀公司菲納-比恩公司（Fenner and Beane）很快也合并進來，于是公司的名稱變成了美里爾-林奇-皮爾斯-菲納-比恩公司（Merrill lynch，E.A. Pierce，Fenner and Beane）。1958年，比恩退休，于是溫思羅普·史密斯（Winthrop Smith）的名字被加了進來。

甫一上任，美里爾馬上著手開創一種新的經紀業務模式。原先的經紀公司以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為代表，規模都很小，一般擁有不足50個賬戶（當然，膽大妄為的惠特尼是個例外），其中的大部分可能還屬于他們的親屬和朋友。那個時代大一點的經紀公司中，有一些客戶經理會到公司合伙人的小圈子以外去游說和爭取客戶，但也大都只是依靠朋友介紹而零零星星地做的。

因為客戶經理的收入主要依賴于客戶進行證券買賣時所繳納的傭金，所以他們有極強的動機去鼓動客戶頻繁交易，不論這些交易是不是符合客戶的最大利益。盡管很多客戶經理誠實守信，工作也很努力，而且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但畢竟，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因為是某個人的姐夫或妹夫，才得以在證券行業中謀到一個差事，所以他們對于“投資研究”的理解，就是將華爾街這個永不停息的謠言工廠制造出來的最新的小道消息和炒股“秘訣”再傳播給他們的客戶們。

美里爾將這一切徹底改變了。他嚴格培訓他的客戶經理們——這些人現在被稱做注冊代理人（registered representative），讓他們掌握經紀業務的基本知識，并且，美里爾在他們剛剛開始工作時就給他們支付固定工資，而不是讓他們完全依靠傭金過活。從1948年開始，美里爾作了大量的廣告宣傳，重點宣傳他的這些股票推銷員們所受到的嚴格訓練和他們所擁有的專業知識。他也認識到，對他的新客戶們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他們對華爾街的運作方式一無所知，他們往往只知道證券的買進賣出本身。因此，在他的廣告宣傳里，美里爾還提供一些基本的知識，告訴人們如何對股票和債券進行投資，其風險和潛在的回報是什么，等等。

美里爾還進一步利用廣告，大力宣傳他認為華爾街應該和能夠成為怎樣的一個地方，他對華爾街的展望是：華爾街應該成為一個安全的投資場所，在那里，你會見到很多誠信、專業的金融專家。幾乎在一個世紀以前，福勒曾這樣描寫華爾街：“倫理學家和哲學家們都認為華爾街是一個賭窩——或者說是一個塞滿不潔之鳥的籠子。在那里，人們的所作所為令人憎惡，他們進行著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鄰居的財富來養肥自己——或者你可以把華爾街看成一個現代的羅馬斗獸場，角斗士在里面進行著殊死搏斗，牛啊，熊啊，還有其他一些殘忍的野獸在互相撕咬，以供大眾消遣。”到了20世紀40年代，福勒筆下那個無法無天的華爾街時代早已成為歷史，但是他創造的這種華爾街形象卻長久地留在了美國民眾的記憶里，華爾街也從來就沒有試圖作任何努力去改變它。但現在美里爾做了，并且成功了。

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在他1948年總統競選活動的一次演講中將華爾街人斥為“錢莊老板”（“the money changers”）。美里爾在一則公告里回應道：

“某些競選伎倆的確讓我們感到有點氣憤，尤其是當有人又把所謂‘吃蛾子的妖怪’——華爾街大亨拋出來……杜魯門先生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什么真正的華爾街，它頂多只是一個概念。華爾街是什么呢？華爾街是舊金山的蒙哥馬利大街，是丹佛的第十七大街，是亞特蘭大的瑪利埃塔大街，是波士頓的聯邦大街，是得克薩斯州韋科城的主街 。它和密蘇里州獨立鎮（Independence，杜魯門的家鄉）的任何一條街沒有什么兩樣，在這里，節儉的人們把他們的錢拿去投資，買賣證券。”[185]

美里爾的新運作模式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美林公司已經成為華爾街上最大的經紀公司，總收入為4570萬美元。到了1960年，它的總收入達到1.36億美元，幾乎是華爾街第二大經紀公司——巴奇公司（Bache & Co.）的4倍，在這一年，美林公司擁有54萬個經紀賬戶，成為著名的“氣勢洶洶的牛群”。

很自然地，美里爾的成功迫使其他華爾街經紀公司也群起仿效采用他的業務模式，那種陳舊的、小型的、作坊式的經紀公司開始走向衰亡，全國性的經紀公司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查爾斯·E·美里爾可以說是現代經紀業的鼻祖，他在華爾街經紀人中的重要地位毫不遜色于J·P·摩根在銀行業里所擁有的地位。

另一個幫助擴展經紀業務客戶群的華爾街人是本杰明·格雷厄姆，他于1894年出生，原名叫本杰明·格羅斯鮑姆（Benjamin Grossbaum，格羅斯鮑姆家族在1917年更名為格雷厄姆，當時，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德語發音的名字在美國很不受人歡迎）。格雷厄姆的父親是一個瓷器和小古董的進口商人，他從被俄國占領的波蘭移民到倫敦，他的祖父曾經是華沙著名的大拉比[186]。當本杰明一歲的時候，他的家庭移民到紐約，繼續從事瓷器進口生意。

格雷厄姆的父親去世的時候，他才9歲，他的母親一個人艱難地將孩子們撫養長大。格雷厄姆一直是一個優秀的好學生，曾經就讀于布魯克林區男子高中——紐約最好的高中之一，接著他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數學一直是他的強項，他同時還會不下6種語言，包括拉丁文和希臘語。

畢業后，他獲得了一份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但他卻對華爾街上的那些數字心向神往，尤其沉迷于研究政府發布的統計數據和華爾街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他很快認識到，這些信息對投資決策是極為有用的，簡直就像是一座金山。這個現在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正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不朽貢獻。他開創了一個后來在20世紀30年代才正式命名的領域：證券分析。

格雷厄姆很快就出了名——他是能從一堆數字中看出公司價值的那種人。1916年，古根海姆[187]家族集團決定將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清盤，出售價為每股68.88美元。格雷厄姆注意到這家公司的大部分資產是其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他對該公司的固定資產作了最保守的估價，發現其每股凈資產至少應為76.23美元，這意味著投資該公司至少有10%的利潤保證。格雷厄姆自己沒有足夠的錢來投資，于是他就把這個信息告訴其他人，并收取他們投資收益的20%作為報酬。

與此類似，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格雷厄姆又發現杜邦公司的股票市值竟然低于杜邦旗下的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市值（杜邦公司一直是通用汽車公司的大股東，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的反托拉斯運動中，才被迫賣出了它所擁有的通用汽車的股票）。因為杜邦還擁有除通用汽車公司以外的很多其他資產，所以這一現象說明，市場不是大大低估了杜邦公司的股票價值，就是大大高估了通用汽車公司股票的價值，但究竟是哪一種情況呢？

格雷厄姆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買入杜邦公司的股票，同時做空同等數量的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然后耐心等待市場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當市場最終自我更正時，杜邦公司的股價大幅上揚，與此同時，通用汽車公司的股價仍然保持穩定，這使格雷厄姆得以在通用汽車上毫發未損地平倉，同時在杜邦公司上狠賺了一筆。

這兩次投資運作充分展示了格雷厄姆拿手的投資技巧，那就是找到價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并投資于該股票，然后等待市場醒悟過來。他特別強調公司運營資本和現金在評估公司價值中的重要性，然后才是廠房和設備等固定資產，他還提醒大家要注重商譽等無形資產。格雷厄姆認為，在評估一家公司的價值時，最重要的是計算出其凈流動資產，也就是說，公司所擁有的現金和其他可以迅速變現的資產加起來，減去公司所有的流動負債，如果得到的數字很高，那么這家公司的價值就有很好的安全保障，下跌的風險有限，而上升的空間很大。當然，要進行這種投資，另一樣必不可少的東西就是耐心——這是一種在華爾街極為少見的美德，在華爾街上，往往本季度末似乎就已經是時間的盡頭了[188]。

作為一個挑選股票的奇才，格雷厄姆的名聲迅速傳播開來。1926年，他開辦了一家投資公司，管理45萬美元的資產，短短3年之后，這個數目增加到2500萬美元。在那些年里，格雷厄姆的業績持續超過道瓊斯指數的表現。不論是那時還是現在，對一個基金經理來說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績。1928年，伯納德·巴魯奇想吸收他為合伙人，但被他拒絕了。當然，在牛市里賺錢相對容易，能不能在熊市里將它們保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9年的道瓊斯指數雖然經歷了市場崩盤，但由于年初上漲了很多，所以全年的整體跌幅只有15%，但是格雷厄姆的基金卻跌了20%。第二年，格雷厄姆以為熊市已經結束了，就實施了一項激進的投資策略，事后證明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敗。在1930年，道瓊斯指數下跌了29%，但格雷厄姆的基金下跌了驚人的50%。但是，隨后的一年，當道瓊斯指數繼續下降48%的時候，格雷厄姆將他的損失控制在了16%。

到1932年，市場終于觸底了，市場呈現出熊市結束時典型的超賣現象，格雷厄姆發現了無數符合他投資標準且有良好投資前景的公司。到20世紀30年代結束的時候，格雷厄姆已經將他在大股災前后損失的所有錢都賺回來了。為了增加一些額外的收入，格雷厄姆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授一門課，這門課的課程介紹上這樣寫道：“本課將講述經得起市場檢驗的投資理論，它將教你分析股票價格背離其價值的原因，并幫你發現價格被低估的股票。”這門課程很快就聲名遠揚，前來聽課的不僅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還有很多華爾街的專業人士。

1934年，格雷厄姆和大衛·L·多德（David L. Dodd）合著的《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出版了，這是一本大學本科水平的教科書。1949年，他又出版了《聰明的投資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它是一本寫給那些想成為聰明的投資者的人看的書。自從出版以來，這兩本書再版了無數次，每版都售出了數十萬冊，這在一個每年有幾百本新書出版的領域[189]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大部分這類書在書店的書架上都是曇花一現，其壽命比最新的偵探小說還要短。這種空前的成功是不難理解的，就像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他是格雷厄姆的學生，并為格雷厄姆工作過）所解釋的那樣：“讀懂格雷厄姆的書的人，全部發了財。”

查爾斯·美里爾和他的追隨者將格雷厄姆的證券分析手段運用到推銷股票中去，建立了龐大的研究部（直到20世紀40年代，這還是前所未聞的）來“生產”大量選股建議和各種市場評論。紐約證券分析協會（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于20世紀30年代成立，當時只有20多名會員，到1962年，它已經有大約2700名會員了。

[184]股市崩盤發生在這個時期。—譯者注

[185]這里，美里爾強調華爾街實際上滲透在美國經濟的每個角落里，而且，華爾街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也在勤奮地工作并創造價值。—譯者注

[186]大拉比（grand rabbi），拉比為猶太教中的教士。—譯者注

[187]古根海姆（Guggenheim），工業家及慈善家家族，該家族在紐約捐助建立了古根海姆現代藝術博物館（1959）。—譯者注

[188]這里指華爾街上人們往往只考慮短期的收益， 一個季度似乎是人們考慮問題的極限了。—譯者注

[189]指金融和證券領域。—譯者注

*　　*　　*

戰后，盡管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投資于華爾街，但此時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數仍少于1929年股市泡沫達到頂點時的人數，然而由于兩項新生事物，間接持有股票的人數則是大大增多了。養老基金（Pension Funds）作為社會保險的一種補充形式出現在20世紀30～40年代，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的大公司里開始出現工會，而工會的出現催生了養老基金。查爾斯·E·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當時為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他后來因為一句他自己從未說過的話而聞名于世：“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威爾遜是養老基金最早的推動者之一，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曾對他說：“如果養老金賬戶里的錢被投資到股票市場，那么過幾年之后，這些工人將成為美國企業的擁有者。”威爾遜則回答他：“正應該如此。”順便提一句，威爾遜的父親曾是尤金·德布斯[190]的堅定支持者之一。

1960年，這個預言變成了現實，養老基金和工會擁有數以十億計的資金，它們成為華爾街的大玩家。那一年，美國中部卡車司機聯合工會（Teamsters）持有的股票價值為2350萬美元，美國礦工聯合工會（United Mine Workers Union）有1640萬美元投資在華爾街。1961年，聯邦政府預算總額只有不到1000億美元，而所有非保險類養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市值就有174億美元之多。在那個時期，養老基金每年都有10億美元的資金進入股市，有20億美元進入債市。除此以外，隨著千百萬美國家庭開始有能力購買原先是奢侈品的人壽保險，這些人壽保險的承辦主體——保險公司也越來越多地成為華爾街的主要投資者。

共同基金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封閉式基金有固定數目的基金份額，投資者可以像買賣其他證券那樣在市場上買賣封閉式基金的份額。盡管封閉式基金已經出現多年，但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基金[191]（它的份額可以按照基金的凈資產價值進行申購和贖回）在1924年才出現，第一只這樣的基金是馬薩諸塞投資信托（Massachusetts Investment Trust）。雖然共同基金比封閉式基金更好地經受住了1929年大股災的沖擊，但是它們在華爾街上仍然不受重視，這是因為經紀人可以通過客戶買賣封閉式基金來賺取傭金，很自然地，他們會向顧客推介封閉式基金而不是共同基金。

但是到了1940年，這些旨在為小投資者提供服務的共同基金（它們允許投資者可以以10美元為最小投資單位進行投資）已經有5億美元的規模，幾乎和封閉式基金的規模相當。1950年，共同基金的規模達到25億美元，10年之后，其資產規模為170億美元，并且還在繼續猛增。

[190]尤金· 德布斯（Eugene V. Debs），民主黨人，5 次成為總統候選人，被認為是倡導民主自由的代表。—譯者注

[191]這里指開放式基金。—譯者注

*　　*　　*

隨著新的資金和新的參與者進入華爾街，1929年留下的大陰影終于開始逐漸消退了，華爾街上最古老的格言——“號角響時就賣，鑼鼓響時就買”再一次得到了印證。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號角并沒有帶來股市的繁榮，但當1953～1954年經濟衰退的鼓點聲漸漸來臨時，股市卻意想不到地起飛了。1953年9月30日，道瓊斯指數只有264.04點，在此之前幾天，《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曾這樣寫道：“今天股票的平均價格比8個月以前大約低了11%，投資者們面對在一片繁榮中下跌的股市，感到迷惑不已”。

但是，1954年1月，當艾森豪威爾[192]總統宣布他將平衡政府預算（實際上他并沒有努力去做這一點）以后，市場終于開始了強勁的攀升，這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從3654億美元下降到3631億美元，而道瓊斯指數卻增長了125點，在2月13日創下了大蕭條之后的新高——報收于294.03點，這是自1930年4月以來的最高點。6月，道瓊斯指數進一步上漲到330點。12月的第一個星期，道瓊斯指數終于沖破了1929年的最高紀錄——381.17點，此時離1929年已經過去了25年。

事后證明，這正是市場長久以來一直等待的信號，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牛市隨著這一聲咆哮開始了。股價上漲的速度遠遠高于股息的上漲速度，在20世紀50年代，股息僅僅增加了35%。事實上，股價上漲的速度有時甚至超過公司贏利的增長速度。通用汽車的股價從1954年的高位每股32.875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每股55.875美元，但公司每股贏利僅從3.02美元上升到3.35美元。

除了對1929年大危機所產生的恐懼逐年減弱以外，其他兩個因素也推動了這輪新的牛市。首先是供求關系，大量涌入的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險公司的資金總是需要有地方投資，而證券的供應速度遠遠趕不上需求的增長速度。從1953年到1959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股票數目實際上是減少的，從1532只減少到1507只，流通股票總量從32億股增加到58億股，而同期股價上漲幅度超過了一倍。

第二個因素是，在很大程度上，資本市場終于反映了實體經濟增長的現實。除了很少的幾個階段，美國資本市場一直滯后于迅速發展的戰后美國經濟，就像一位經濟史學家所說的那樣：“艾森豪威爾牛市的基石是杜魯門時期的繁榮。”

所有牛市來臨的一個必要條件也具備了——交易量也在迅速增加。1954年總交易量為5.73億股，是1931年以來的最高值，日均交易量自1933年大蕭條以來第一次超過200萬股，到1959年，年交易量第一次超過10億股。

在20世紀50年代剩下的時間里，直至60年代，道瓊斯指數繼續上升。但是，在那時和現在都一直被視為股票市場溫度計的道瓊斯指數，實際上并沒有充分反映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牛市的盛況。事實上，對道瓊斯指數的不滿幾乎從它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至少，人們對于它按價格加權平均的編制方法持有疑議。道瓊斯指數是按照價格加權而不是按照市值加權計算，這意味著在道瓊斯平均指數的計算過程中，高價股票的影響大于低價股票，而股票市值的大小對指數的影響卻沒有被考慮進來（股票的市值=股票價格×股票總流通股）。道瓊斯指數之所以采用這樣一種計算方式，是由于在1898年查爾斯·道創建該指數的初期，這種方式可以用紙筆就很快計算出結果。道瓊斯指數備受抱怨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只將30只股票納入其中，而在華爾街上，每天有成千上萬的股票在進行交易。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30只股票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通用電氣是道瓊斯指數的早期成份股中唯一保留至今的股票，而其他的早期成份股有些因破產而從指數中消失了，有些被合并到了其他公司，有些被剔除出了指數——因為指數的編制者認為其他公司能更好地代表美國經濟的發展。這些變化對道瓊斯指數和股票市場的歷史影響深遠，尤其是在戰后。

例如，在1939年，當時一家生產辦公設備和制表儀器的公司IBM從道瓊斯指數中被剔除，讓位給了AT&T公司。那時的AT&T公司除了有一家叫做西部電子（Western Electronic）的子公司以外，并不是真正的實業公司。40年后的1979年，當IBM被重新納入道瓊斯指數的時候，AT&T的股票價格僅僅翻了一番，頂多也只能算是一個并不起眼的漲幅。而在同一時期，IBM成為華爾街上的傳奇之一，它的股票在這40年里被拆分了至少29次，股價的漲幅更是達到了令人瞠目的22000%。

也就是說，如果影響力如此巨大的道瓊斯指數沒有這樣庸人自擾地變來變去的話，股市很可能早就回到了它在1929年的高位，或許也早已超過了1000點，并在以比現實中更快的速度向更高點進軍。而美國股市的歷史也有可能被徹底改寫，因為市場上的參與者將根據道瓊斯指數——這個股市溫度計完全不同的讀數而作出完全不同的反應。

盡管華爾街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了深入改革，盡管查爾斯·美里爾創建了經紀業務的新型模式，盡管艾森豪威爾的牛市不期而至，盡管這一切給華爾街帶來了嶄新的面貌，但是騙子仍然存在，事實上他們將永遠存在。這個時期的騙子當中，人們記憶最深的是安東尼·D·安吉利斯（Anthony De Angelis），人們通常稱他蒂諾（Tino），他的不法行為將引發華爾街的另一次大變革。

安吉利斯是商品市場，特別是棉花籽油、豆油和豆粕（豆油生產的一種副產品）市場的一名投機商，1962年，他編織了一張極為復雜的投機網絡，試圖在色拉油（一種由多種植物油——包括豆油——混合而成的食用油）市場進行囤積活動。他在現貨和期貨市場上同時買入大量豆油，并儲藏在自己農場的油庫中，農場位于和曼哈頓下城隔紐約灣相望的新澤西巴約城。為了籌措投機所需要的資金，他將豆油的倉單售出，大部分賣給了美國運通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美國運通倉儲公司。

美國運通公司又將這些倉單轉手賣掉，并且暗示為它們提供擔保。在某個時點，當運通公司派一名觀察員前去安吉利斯的油庫檢查時，發現情況很不妙：油庫大部分都空空如也，因為安吉利斯不但賣掉了倉單，把豆油也賣掉了。

1963年11月19日，星期二，安吉利斯的植物油精煉公司申請破產，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安吉利斯曾通過兩家大經紀公司——威利斯頓-比恩公司（Williston and Beane）與艾拉·豪普特公司（Ira Haupt and Company）在色拉油期貨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現在這兩家公司都深陷絕境。第二天早晨，紐約證券交易所暫停了這兩家公司的交易活動。

在20世紀20年代，一家經紀公司的破產可能只會影響到它的合伙人和為數不多的客戶，但艾拉·豪普特公司有2.1萬個客戶，在公司的賬號上有客戶4.5億美元的證券資產和550萬美元的現金，這些證券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公司名下，也就是說，盡管它們是客戶擁有的證券，但卻是以公司名義持有的，以方便客戶交易或是客戶在以保證金方式購買證券時用做抵押。當經紀公司破產的時候，那些在客戶名下的證券會很快還給客戶，而那些在公司名下的證券就可能拖延長達數月甚至數年之久。

威利斯頓-比恩公司擁有另外9000名客戶，也有類似數目的資產處于這種風險中。隨著這兩家經紀公司被暫停交易，這些資產突然之間被凍結。此時已是一家大型銀行、同時也是一家旅行公司的運通公司，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其他經紀公司的客戶這時也開始要求取出他們在經紀公司里的證券和現金，這有點像傳統的銀行擠提。盡管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它的會員公司都沒有義務來援救這兩家公司的客戶，但是其他經紀公司完全了解這個事件在深層次上對自己利益的潛在沖擊，如果它們的很多客戶也要求提取證券和現金的話，那么，它們也將面臨破產的危險，于是它們決定采取行動。而且，如果華爾街此時毫無作為，那么證券交易委員會一定會采取行動，這只會進一步削弱華爾街的獨立性。

在周五早晨，美林公司和另一家經紀公司——沃斯頓公司（Walston and Company），宣布它們將向威利斯頓-比恩公司提供50萬美元的貸款，使其能夠滿足紐約證券交易所對其資本金的要求，并得以重新開業。美林公司還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話，它已經作好接管這家公司的準備。事實上，美林公司后來的確這么做了。于是，當天下午，也就是11月22日下午，威利斯頓-比恩公司重新開業。可是，另外一家經紀公司——艾拉·豪普特公司仍處于危險之中。

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基思·芬斯頓（Keith Funston）提議召開一次銀行家會議，討論將如何挽救艾拉·豪普特公司。但是，這個會議還沒有開始，就傳來了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的消息，華爾街立刻陷入了一場遠比色拉油危機更為深重的恐慌之中。下午2點剛過，股市就關閉了，在閉市前的半個小時里，道瓊斯指數直線下降了24點，交易量達260萬股。

舉國上下都在哀悼剛剛死去的總統，而基思·芬斯頓正忙于為艾拉·豪普特公司組織有秩序的清盤。11月25日，星期一，各方達成了一份協議：紐約證券交易所要求它的會員們為艾拉·豪普特公司提供1200萬美元以使其客戶不受損失，艾拉·豪普特公司欠各大銀行的2400萬美元貸款將被延期還付。隨后，艾拉·豪普特公司將被清盤，它的資產將被變賣，用來償還交易所和銀行的債務，如果還有剩余的話，將分給公司的合伙人。

第二天早晨，星期二，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正常營業，這是從上一個星期五以來首次開市。紐約證券交易所史無前例地為其會員公司的破產承擔責任這一消息，加上從華盛頓傳來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政權正在有條不紊地移交的消息，推動道瓊斯指數創下了當時的單日升幅紀錄——32.03點。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運通公司也表現出了高度的責任感，它完全可以讓那些從它的子公司購買空倉單的人兩手空空，一無所獲，但是，它最終賠付了所有這些空倉單。

1966年，新的股票電子顯示屏。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基思·范士頓指著電子顯示屏——它們取代了過去股票自動報價機的紙帶。

一年以后，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建立一個1000萬美元的特殊基金（外加1500萬美元的信用貸款額度）用于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類似事情。這個基金的成立是華爾街運行方式的一大變化，它標志著華爾街的參與者們開始意識到他們有超越各自公司利益的共同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講，它與歷史上另外兩次改革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次是在19世紀6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公開經紀人委員會采取行動抑制過度的投機行為；另一次是在19世紀90年代，投資銀行一致強烈要求上市公司出具年度報告和獨立的會計報表。而這一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再一次將華爾街引上了正軌。

1964年2月28日，道瓊斯指數第一次收在800點之上，但這看上去還遠遠不是10年前已經開始的這個大牛市的頂點，在這年年底，道瓊斯指數以874.13點報收，當年的漲幅為14.6%。此時，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價格超過20萬美元，年交易量超過了1929以來的任何時期。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它將引進一種新的股票自動報價機——每分鐘可以報出900個字節，每天可以處理1000萬股的交易量。這是技術上的巨大革新，它對華爾街擴展影響所起的作用，比此前幾百年中其他技術革新都要深遠。而另一項新技術——計算機，此時已經在銀行、保險公司和大經紀公司的后臺開始投入使用。很快，就像電話取代電報一樣，計算機將取代自動報價機。

在20世紀60年代后半葉，牛市止步了，道瓊斯指數曾有一次奇跡般地接近了1000點大關，但就此止步不前了：道瓊斯指數曾在1966年某一天的日中交易探到1000點的高位，此后還有4次在日中交易中達到這個高度，但直到整整6年后的1972年才最終第一次收在1000點之上。盡管市場的上升勢頭停止了，但是交易量的上升卻沒有停止：日交易量從1965年的620萬股上升到1975年的750萬股。在1967年，最差的一天的日交易量為590萬股，這比1960年最高的日交易量還多了69.5萬股。在1968年，日交易量刷新了1929年10月29日創下的、保持了近40年之久的紀錄，創下新高。這是值得慶祝的，畢竟，交易量對于經紀人就像母乳對于嬰兒那樣重要。

但是，在現實中，交易量的激增也帶來了無窮的麻煩，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華爾街被淹沒在了紙堆里。因為買賣雙方的記錄不同，大量交易無法執行，直到雙方把事情搞清楚為止。這種錯誤交易的數量正在以令人警覺的速度上升。僅在1968年12月，就有至少價值41億美元的交易因無法搞清而作廢。

當然，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華爾街自胡佛主政白宮以來最糟糕的一段時期即將來臨。

第十五章“是為貪婪說句好話的時候了”（1968年～1987年）

[譯者題注]

在20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通貨膨脹、越南戰爭、石油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股市持續低迷，使得人們對于華爾街的前景再一次感到迷茫。這時，一位華爾街作家寫道：“如果說貪婪和恐懼是華爾街上僅有的兩種心態的話，我想現在，是為貪婪說句好話的時候了”……

譯者導讀

·20世紀60年代初期，牛市結束。此后的華爾街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以共同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迅速崛起，徹底改變了市場的投資者結構，市場的交易量也逐年增高。個人投資者在市場交易量中所占的份額逐步下降，他們轉而將資金委托給專業理財的基金經理們，明星經理在市場中聲名鵲起，身價連城。

·激增的交易量使得華爾街的后臺運作系統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突飛猛進的計算機技術有效地改善了這一情況。1965年，交易所將自動收報機與電子顯示屏連接，使得在交易大廳里的所有人能夠同時看到股價。

·1971年，美林公司成為第一家上市的華爾街投資銀行。隨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華爾街投行也逐步打破了不向公眾出售股份的百年慣例，放棄合伙人制，成為公眾公司。

·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進入滯脹時代（即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同時存在），通貨膨脹、越南戰爭、石油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股市低迷，使得華爾街再一次陷入困境，“華爾街即將滅亡”的論調再次出現。然而，在這一片哀聲之中，那些將會給華爾街帶來巨大繁榮的變革也正在悄悄地發生。

·華爾街經紀人的固定傭金制和《梧桐樹協議》一樣古老，長期以來，它是華爾街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鐵律。隨著機構投資者力量的壯大，迫于其他市場的競爭壓力，紐約證券交易所最終于1975年放棄了長達183年的固定傭金制，這標志著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私人俱樂部”時代終結。

·197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證券法修正法案》，該法案要求將全美的證券交易所和三板市場連接起來，形成統一市場。1978年，跨市場交易系統投入運營。在這個擴大了的無形的電子交易平臺上，紐約證券交易所利用其長久積累下來的影響力，仍然保持了巨大的競爭優勢。

·1971年的納斯達克成立敲響了美國步入新經濟時代的鐘聲。納斯達克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成就了微軟、蘋果、思科、英特爾、甲骨文、戴爾、雅虎、亞馬遜、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企業，并使得硅谷成為全球高科技產業的搖籃。科技和資本的結合機制使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相對較長的擴張期，并引領了20世紀最后30年新經濟的發展。

·隨著華爾街上股票的市值越來越大，監管的力度逐步加強，想要在股票市場進行早期華爾街那種股票囤積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商品市場卻不然。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石油巨子亨特兄弟主導的一起白銀囤積投機活動再次喚起了人們對于久遠歷史的記憶。這場轟動全美的操縱案最終以亨特兄弟不可避免的失敗而告終，盡管華爾街的許多機構卷入其中，但美國的銀行和美聯儲迅速采取緊急措施，成功地阻止了恐慌的蔓延。

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大牛市開始停滯下來的時候，華爾街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些變化幾乎完全是象征性的。1907年，穆里爾·賽伯特（Muriel Siebert）成為第一位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擁有席位的女士——這離維多利亞·伍德哈爾在“船長”范德比爾特的資助下創立經紀公司已經有98個年頭了。3年之后，約瑟夫·L·瑟爾斯三世（Joseph L. Searles Ⅲ）成為擁有紐約證券交易所席位的第一位黑人。然而，更為重要的一些變化發生在一些大機構和經營它們的人之間（他們幾乎仍然全都是男性），這些人是華爾街的明星。20世紀20年代的明星，如杰西·利弗莫爾（Jesse Livermore）和約瑟夫·肯尼迪，他們一心一意只為自己謀利，他們占據了華爾街各類報紙的頭條。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弗雷德·卡爾（Fred Carr）和杰拉爾德·蔡（Gerald Tsai）成為華爾街上的焦點人物。弗雷德·卡爾管理著“企業基金”（Enterprise Fund），在1967年，道瓊斯指數上漲15%，而這只基金的凈值上漲了117%。杰拉爾德·蔡在富達資本公司（Fidelity Capital）負責投資，他因善于選股而一舉成名，1966年，他離開富達，創辦了自己的共同基金——曼哈頓基金（Manhattan Fund），在初期募集資金的時候，他本來只期望能募集到2500萬美元，但是公眾投資者蜂擁而入，一共給了他超過2.7億美元的資金讓他管理。

但是，個人投資者在華爾街上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他們越來越多地將資金交給機構投資者去管理。在20世紀60年代，參與股市的個人投資者數量翻了一番，但是他們的交易量在華爾街全部交易中所占的份額卻無情地下跌了。在1961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量占紐約證券交易所總交易額的51.4%，機構投資者占26.2%，剩下的是交易所會員公司用它們自己的賬戶所進行的交易。然而到了1969年，機構投資者所占的份額已經上升到了42.4%，個人投資者所占交易份額則下降到了33.4%。

但是，華爾街顯然還沒有為這么大規模的新增交易量作好準備，由此引發的后臺混亂使紐約證券交易所不得不大幅度縮短交易時間，以便讓它的會員公司能夠及時完成各種后臺工作。在1968年的春天，紐約證券交易所決定每周三閉市，這個規定直到1969年1月才被廢止，其后華爾街恢復了每周5天的交易，但每天的交易時間仍然較短。一直到了1970年5月4日，一切才恢復正常。

這個時候，經紀公司為了解決后臺工作速度太慢的問題，開始在計算機技術上進行了大量投資，但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計算機體積龐大、難以操作而且價格十分昂貴。而在60年代早期，證券交易還幾乎完全依靠喊話與紙筆來完成。證券的買單和賣單指令首先通過電話傳給大廳里的記錄員，由他們寫下來交給經紀人去執行。當買賣執行完畢后，經紀人們再將交易記錄交還給記錄員。人們仍舊使用股票自動報價機將最新的報價發往全美各地的經紀公司，隨著交易量的急劇上升，自動報價機幾乎不斷地在“吐出”沒有盡頭的紙帶。

1965年，自動報價機終于與一塊電子顯示屏相連接，使整個大廳的人都可以同步看到正在打印的記錄單上的股價信息。但是，這次巨大的通訊進步也帶來了一個明顯的負面效果，那就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經紀公司換成了電子顯示屏，自動報價機的記錄紙帶越來越少，以至于影響到了“紙帶游行”順利進行。直到今天，這種游行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紐約文化之中，人們舍不得將這個傳統拋棄，現在，在每次“紙帶游行”前，衛生部都會給各個辦公大樓送去很多廢紙片，供人們在“紙帶游行”時拋灑，在游行過后還要花大筆的錢將它們清掃干凈。

1969年，在經過長達40年的討論之后，一家中央證券存放機構成立了，它旨在解決越來越嚴重的華爾街文件周轉問題，但是這一努力與實際中遇到的困難相比完全是杯水車薪。所以，盡管交易量在不斷上升，但后臺工作的混亂和為解決這類混亂而支付的高額成本嚴重影響了經紀公司的贏利能力，一些小經紀公司開始出現麻煩。但是，這時的紐約證券交易所還無權限制一些資質差的公司去從事新業務，除非是那些沒有滿足資本金要求或是違反了一些特定規則的經紀公司。在大部分情況下，交易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議公司謹慎行事。

到了1968年1月，一家規模相對較小的公司——皮卡德公司（Pickard & Co.），由于無力應付龐大的交易量而被清盤。調查發現它涉及大量的違規操作——包括出售未注冊的證券和頻密交易（churning accounts，用客戶的賬戶進行頻繁交易以獲得更多傭金）。這家公司3500名客戶的損失由1963年艾拉·豪普森公司倒閉案之后建立的特別信托基金（Special Trust Fund）全部賠償。在華爾街外，皮卡德公司倒閉案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但是到了這一年8月，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將35家公司歸于“業務限制”之下，正如《財富》雜志（Fortune）所說：“這一措施是為了防止像皮卡德公司那樣的業務過載現象再次發生。”

即使是一些運營穩健的公司也受到了影響，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決定不再開設新的分支機構或雇用新的銷售員，潘恩韋伯公司（Paine Webber，不在上文所說的35家公司之內）自愿停止其廣告宣傳，并且提高了其客戶保證金賬戶的最低金額要求。

對資本金的更高需求最終打破了不允許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公司向公眾出售其股份的傳統。有一種理論認為，在金融公司破產的時候，其合伙人要以個人所有資產負連帶責任，所以直到20世紀4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都必須是合伙人制。后來，它們被允許采用公司制，但是公司的股票必須全部由私人持有。1970年的一項法規變革使得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可以對公眾出售股份，也就是說證券公司上市成為可能——而上市恰恰是自從18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其他行業的公司在華爾街上籌集資金的方式。1971年，美林公司成為第一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的會員公司。

1968年的選舉使得共和黨入主白宮，但這并沒有使華爾街股市回升多少。面對經濟困境，理查德·尼克松[194]別無選擇，不得不沿用約翰遜[195]任內就開始實行的緊縮銀根政策，以抑制由越南戰爭及社會大福利方案[196]的“大炮加黃油”政策所引起的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

在1967年10月，聯邦貼現率（discount rate，它是基準利率）還在4%的水平，但到了1969年年初，它就上漲到了5.5%，到了4月，這一利率進一步提高到6%，這是災難性的1929年以后從未達到過的高水平。1968年年底，道瓊斯指數報收于943.75點，但到了1969年7月末，該指數就下降到了801.96點，跌幅為15%，這是近10年來的最大跌幅。

那個年代的所有不確定因素——通貨膨脹、越南戰爭、大學校園動亂以及城市的動蕩不安都使得此時華爾街的支柱——機構投資者變得越來越警惕，交易量與以前的狂熱時期相比有了輕微的下降。1969年8月11日，日交易量僅為668萬股，為兩年內最低。

麥克唐奈公司（McDonnell）是20世紀60年代晚期在華爾街上崛起的一顆希望之星，它的規模迅速膨脹，有望成為“美林第二”。但到了1969年年末，情況急轉直下，麥克唐奈公司開始關閉一些分支機構，裁撤一些經紀人。《華爾街日報》報道說，麥克唐奈公司遇到了大麻煩，但該公司矢口否認。然而，《華爾街日報》是對的，1970年3月，麥克唐奈公司正式倒閉，成為自艾拉·豪普特公司倒閉之后最大的一宗經紀公司倒閉案。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它的調查表明，它涉嫌欺詐、交易記錄嚴重缺失、有組織地進行頻密交易以賺取傭金等違規操作。

麥克唐奈公司的問題是由媒體揭露出來的，而不是被證券交易委員會或紐約證券交易所發現的，這一事實很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疑慮，人們不禁懷疑，證券交易委員會或紐約證券交易所究竟有沒有盡到職責。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裁羅伯特·哈克（Robert Haack）向公眾保證，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中前25名公司全部符合資本金要求。不幸的是，事實不是這樣，它們中有些公司當時正處在嚴重的財務危機之中。貝奇公司（Bache & Co.）在1969年虧損了900萬美元，海登·斯通公司——一家擁有9萬個客戶賬戶的大經紀公司——也因違反交易規則而被交易所處罰，同時，它也沒有達到資本金要求。

紐約證券交易所從1959年起就開始辛辛苦苦積攢的準備修建新大樓的3000萬美元全部轉給了特別信托基金，以應付大經紀公司可能的倒閉。但是，不止一家大經紀公司正處在危險的邊緣，而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它的會員們資源有限。為了降低大經紀公司倒閉從而引發恐慌的可能性，美國國會按照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模式建立了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前者建立于20世紀30年代，旨在解決銀行擠提問題。

海登·斯通公司——陷入泥潭之中的最大的經紀公司——從偏遠的俄克拉何馬州的一群投資者那里借到了1240萬美元，勉強熬過了這一年的春天。麥克唐奈公司和其他3家公司則一家接一家地被清算了。一位知名的華爾街人這樣評論：“如果一年前有人告訴我，我們將有4家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被同時清算……我怎么都不會相信。”

道瓊斯指數繼續下跌，并在1970年5月26日跌到631.16點，比前一年年末下跌了整整1/3，甚至比9年前肯尼迪就任總統時的點位還低。但是，這后來被證明是第一輪“尼克松熊市”的底部。事實上，在這一年余下的時間里，市場開始強勢反彈，并于年底報收于838.92點。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不是機構投資者不得不維護那些市值最大的股票——其中很多是道瓊斯指數中的成分股，市場可能早就慘不忍睹了。

“漂亮50（nifty fifty）”是指被大機構投資者持有的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這些機構有時重倉持有這些股票。例如，摩根保證基金公司[Morgan Guaranty，由J·P·摩根公司和保證信托基金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在1959年合并而成]就曾持有過價值高達20億美元的IBM股票。對這些大機構來說，將這些股票大量賣出變現會不可避免地給它們的股價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也使它們自己的投資組合大幅縮水。眾多機構持有大量為數不多的幾只大股票，這使得當“漂亮50”中的某些股票遇到賣壓的時候，機構投資者會竭盡全力維持它們的價格。例如寶利來公司（Polaroid），盡管此前5年贏利平平，股息也不到1%，但卻長期維持著高達100倍的市盈率。而很多不受機構投資者青睞的股票，即使有穩定的成長和豐厚的股息，也只有6倍的市盈率。

越來越多的經紀公司不斷地關門或停止交易。海登·斯通公司此時已經花完了那筆從俄克拉何馬州借來的錢，只能在市場中苦苦掙扎，試圖說服其他貸款人同意它提出的新生存計劃。美林公司接管了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美國當時的第五大經紀公司，擁有22.5萬個客戶賬戶。

當這一切塵埃落定時，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直接干預了其200家會員公司的運作，這個數目占所有從事公眾經紀業務的公司數目的一半以上。有129家公司或者破產，或者與其他公司合并，或者被完全接管。隨著華爾街上一些公司關門，另一些公司勒緊腰帶，并希望通過投資于技術改造而緩解困境，紐約證券行業的雇員人數也開始下降。1969年1月，共有10.52萬人在華爾街工作，但到了1974年，這個數字下降了28%，只剩下了7.5萬人。

到1970年年底，報紙和雜志上充斥著各種報道，這些報道認為被通貨膨脹、經濟停滯和越南戰爭搞得焦頭爛額的尼克松將注定是“一屆總統”[197]。但是，總統擁有調控經濟的有力杠桿，而尼克松把它們全部用上了，包括實施價格管制和爭取美聯儲的幫助。到了1972年，當下一屆總統競選臨近的時候，經濟形勢看上去的確比先前好了一些。道瓊斯工業指數再次探到了1000點大關——該指數第一次觸到這個點位是在1966年的一次日間交易中。在選舉中，尼克松獲得49個州的支持，選舉過后，道瓊斯指數終于在1973年1月11日報收于1051.10點，突破了1000點的大關。

但是，這一次，作為1972年的標志的繁榮——更確切地說是虛假的繁榮——在1973年消失了。隨著價格管制被取消，通貨膨脹立刻死灰復燃，達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從未有過的高度。結果利率大幅攀升，引發了債券市場的大災難。1973年4月被揭露出來的“水門事件”（Watergate）使得原本就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經濟變得更加動蕩不安。1973年夏天，全美各地都出現了肉類緊缺。10月，埃以戰爭爆發，石油危機從天而降，阿拉伯國家開始對美國實施禁運，油價飛漲，在美國各地的加油站前，汽車排起了長龍。

道瓊斯指數很快又跌回到了1000點以下，到這年年底，它已經跌至800點以下，比1月份高峰時下跌了25%。與此同時，“漂亮50”的股價也開始狂跌。1974年，尼克松被迫辭職，道瓊斯指數在當年12月跌到了577.60。實際上，1973～1974年的通貨膨脹掩飾了這期間市場指數下跌的程度。一位華爾街作家安德魯·托拜厄斯（Andrew Tobias）在《紐約》雜志（New York）中的一篇文章《華爾街的牛市》中寫道：“如果說貪婪和恐懼是華爾街上僅有的兩種心理的話，那么我想，現在，是為貪婪說句好話的時候了。”

隨著物價飛漲，銀行開始提供華爾街投資的替代品——大額定期存款（CD），并很快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在這個前所未有的高利率時代，這種定期存款所支付的利息遠遠高過大部分的股票與債券的收益，而且沒有本金損失的風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迅猛發展的共同基金此刻也止步不前，在熊市中，基金的凈值大幅縮水。

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社會動蕩、后臺危機、大經紀公司倒閉，加上遇到自胡佛總統時期以來最糟糕的熊市，所有這些都使得華爾街在70年代早期成為一個最不受人歡迎的地方。它似乎已經過時了，仿佛是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廢墟。從20世紀30年代后就再也無人提起的“華爾街即將滅亡”的論調再一次出現，而且不絕于耳。一個度量華爾街在人們心目中地位（華爾街是否適合投資和工作）的最好尺碼是當時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價格。在1969年的時候，一個席位可以賣到近50萬美元，而一年之后，只能賣到13萬美元。在1974年熊市的谷底，一個席位價格只值6.5萬美元，僅為紐約市一個出租車許可證價格的兩倍半——紐約市的出租車許可證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一樣，其數量也受到嚴格控制。

但是，就像在華爾街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一樣，科技——這一次得益于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及時推動——又來挽救華爾街了。華爾街不僅沒有滅亡，相反，華爾街最后的勝利馬上就要來臨了。

[194]理查德· 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美國第37 任總統（1969~1974），他競選連任成功，但后因卷入“水門事件”丑聞而辭去了總統職務。—譯者注

[195]林頓·B· 約翰遜（Lyndon B.Johnson,1908~1973），他在1960年的美國大選中是肯尼迪的競選搭檔，肯尼迪當選后他任副總統。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他繼任總統，并于次年連任成功。在任期間，他推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方案。—譯者注

[196]社會大福利方案（The Great Society），在19世紀60年代提出，包括一系列增加經濟機會的方案和法令、減稅、增加老年人的醫療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增加對教育的支出等多項內容。—譯者注

[197]美國總統一般會在任期結束時競選連任， 如果競選連任失敗， 就被稱為“ 一屆總統”。—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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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機構投資者力量的壯大，他們反對固定傭金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固定傭金的歷史幾乎和華爾街股票交易的歷史一樣長。事實上，1792年簽訂的《梧桐樹協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要設定固定傭金：“我們，在此簽字者——作為股票買賣的經紀人莊嚴宣誓，并向彼此承諾：從今天起，我們將以不低于0.25%的傭金費率為任何客戶買賣任何股票。”

紐約證券交易所一直在交易大公司的股票和債券方面保持著絕對壟斷地位，它的這種壟斷地位從1869年就開始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逐步消失。而它的客戶，不論大小，都對這種固定傭金無能為力。但是，華爾街從來都不像它的名字聽上去那樣是一個利益的整體，銀行、大保險公司、路邊市場、柜臺交易市場（over-the-counter market，OTC市場），以及紐約以外的很多地區性交易所，它們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

甚至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們也并不是鐵板一塊。那些靠傭金生存的公司（與公眾進行交易的經紀公司）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那些專門經紀人（他們在交易所場內進行交易）則有不同的利益。對那些收取傭金的公司來說，只要能得到最好的價格，不管在哪個市場買賣都可以；那些場內交易人則當然希望交易被嚴格限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內進行。

柜臺交易市場是由經紀人組成的一個非正式網絡，為那些不在任何證券交易所掛牌的股票提供一個交易市場。經紀人們為客戶提供買賣這些股票的機會，并通過買賣之間的差價賺取利潤，而這些股票的價格每時每刻都可能變化。柜臺交易市場主要依靠電話和電傳——在很早以前這兩種通訊工具就已經將全美的金融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事實上，他們是新的“街邊交易者”，只不過他們現在通過電話做生意，而不再是站在馬路邊上了。他們可以完全自由地交易他們愿意交易的任何股票。并且，因為他們的交易成本更低——不用向交易所繳費，所以常常可以提供比在交易大廳里更好的價格。

很多大經紀公司很自然地想利用柜臺市場上這一價格優勢，而且事實上，法律也要求它們這樣做，《聯邦證券法》就要求經紀人為客戶尋找到股票的最好報價。但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專門經紀人們通過交易所的管理委員在1955年制定了《394條例》（Rule 394），該條例禁止會員公司買賣交易所以外的股票，“除非是在交易所特別豁免的情況下”。換句話說，聯邦法律要求經紀人們去尋找能給出最好價格的市場，而紐約證券交易所卻禁止他們這樣去做。

但是，共同基金和其他大機構不必受交易所條例的限制。本來屬于紐約交易所的交易量，現在流向了地區性交易所和柜臺交易市場，也就是所謂第三市場（Third Marker）。1955年到1962年之間，紐約交易所掛牌股票在柜臺外市場的交易量上升了185%，盡管其總量仍只是這些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的5%。但是，一些柜臺交易市場的會員公司不斷成長，漸漸發展得像紐約交易所的主要會員公司一樣大了。以前默默無名的威頓公司（Weeden & Co.）在1961年的交易額高達9億美元。作為報復，紐約交易所從兩家柜臺交易市場的公司里強行搬走了它們的自動股票報價機——如果沒有來自紐約交易所的各種報價作參照，它們的生意就無法進行。1962年，紐約交易所的這一行為被最高法院裁定為非法。

既然交易大廳的報價被認定是公眾財產，那么，所有個人和機構都可以在柜臺交易市場上買賣在紐約交易所掛牌的證券了。換句話說，任何一只股票只要有人為它做市，不管這個市場在哪里，他們都可以從那里買賣股票，而不必再通過交易大廳內的專門經紀人購買。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辛辛那提、費城和舊金山等城市的地區性交易所已經被華爾街和電報技術的應用壓制成了一潭死水，從那時起，它們只能進行一些當地證券的買賣。現在這些地方性的交易所也開始了對機構業務的爭奪，相比之下，它們比紐約交易所更愿意修改規則以招攬生意。除了以證券交易為主營業務的經紀公司以外，紐約交易所禁止任何其他機構或個人擁有席位，但是地區性交易所為了鼓勵機構在它們那里進行交易，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便拋棄了類似的規則。紐約交易所的經紀公司也開始在這些地區性交易所購買席位，在那里，它們可以進行那些在紐約交易所不被允許的交易。

到了1967年，紐約交易所的交易量占全美證券交易總量的份額下降到了78%，交易所嚴格的規定已經開始松動了。在前一年，迫于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壓力，紐約交易所采用了《394（b）條例》[Rule 394（b）]，最終允許它的會員在特定條件下可以和柜臺市場的公司交易掛牌證券[198]。交易所也允許對大額交易給予傭金上的折扣，盡管傭金費率表本身還是保持不變。然而交易量從紐約交易所流失的趨勢仍在繼續，到了1970年，交易所的總裁羅伯特·哈克在一次被廣泛報道的演講中稱，在所有1萬股以上的大額交易中，至少有35%～45%發生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之外。美國的資本市場有支離破碎的危險，除非采取有效行動，否則這種趨勢不可避免。

哈克曾是一位各方妥協的紐約交易所總裁職位候選人。至少在一點上，他與紐約交易所的前任總裁們大為不同——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紐約以外。他于1917年出生在密爾沃基（Milwaukee），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就職于一個叫羅伯特·A·貝爾德公司（Robert A. Baird & Co.）的中西部經紀公司。20世紀60年代，他在美國證券交易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簡稱NASD）工作。1961年，該協會重新修改章程，要求協會聘請一位付薪的會長，于是哈克被聘請為協會會長。

與他前任們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哈克是一個自由派的民主主義者，他甚至經常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曼紐爾·科恩（Manuel Cohen）一起打高爾夫球。在華爾街上，大經紀公司（如美林公司）更愿意接受變革，它們認為哈克一定能夠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優秀總裁。但是，小經紀公司對來自柜臺市場的威脅越來越警惕，它們認為聘用哈克就如同聘用一位“敵方的將軍”。但是，大經紀公司的意見占了上風，哈克拿到了一份為期5年的聘書。那些害怕變革的公司對哈克的懼怕是有道理的，哈克1970年在紐約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的一次演講——也是華爾街歷史上最重要的政策宣言之一——中證明了這一點。

羅伯特·哈克提出了解決紐約證券交易所困境的方案。“盡管我個人以前強烈支持最低固定傭金制，”他說，“但是我相信，我們行業的領袖們現在應該重新作出判斷了……我認為我們的行業應該考慮將浮動傭金制作為最終目標。”

哈克還說：“紐約證券交易所一貫奉行的私人俱樂部作風應該被徹底拋棄。”他這樣說，有點像是天主教主教建議教會應該考慮改變一下教士們的單身生活方式。最初，他受到了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們的強烈反對，但是，要求實施這兩項改革的呼聲也在不斷增強。

很快，當1972年哈克離職的時候，他在兩年前的演講被證明是有遠見的。在他離開時，交易所最后一點私人俱樂部的印跡也已經消失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一個交易所付薪的雇員）和交易所管理委員會（Board of Governors）主席（一個交易所的會員）這兩個職位合并成了一個。原先由33個成員（全部都是交易所的會員）組成的管理委員會變成了由21個成員（包括總裁在內）組成的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其中10人為證券業的領袖，另外10人是公眾代表。為了強調其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性質，新組建的董事會也開始非定期地在紐約以外的地方召開會議[199]。

自從1941年起，紐約證券交易所就一直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此時，盡管在理論上它仍然為它的會員公司所擁有，但是，事實上，它已經成為整個證券業的中心機構，其角色和美聯儲在銀行業中的角色相當。

專門經紀人的勢力被擊垮了，在證券交易委員會和機構投資者的領導下，贊同浮動傭金制的勢力逐漸壯大，并最終占據主導地位。1975年5月1日，《梧桐樹協議》簽訂183年之后，固定傭金制在華爾街上壽終正寢，幾年之后，它也將從倫敦交易所消失。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的證券交易所中，它仍然繼續存在，其中最出名的是東京證券交易所。浮動傭金制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作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影響力的證券交易所，紐約交易所這種大膽變革的先行能力正是它保持并擴大領先優勢的強大工具。

固定傭金制的終結并不是發生在1975年的唯一重大變革。在這一年里，自由主義者主導的美國國會在“水門事件”后不久就通過了《證券法修正法案》（Securities Act Amendments）。這是20世紀30年代后通過的對華爾街最為重要的一項法案，它下令建立全美市場體系，該體系將美國的各個證券交易所和第三市場都連接了起來。

而實際上，這種連接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了。最早的系統可以追溯到1969年，它被稱為奧特斯（AutEx），那時它有140家用戶，其中75家是機構投資者而不是經紀人。這個系統旨在處理機構投資者的大宗交易，它通過電話線將各個用戶的鍵盤與顯示屏連接起來。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奧特斯平均每天可以處理15筆大宗交易，總值達520萬美元。

比這個系統遠為重要的是納斯達克（Nasdaq）——納斯達克是“美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系統”（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的縮寫，這個系統孕育并啟動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它從一開始就使用計算機系統，比奧特斯和其他類似系統要復雜得多。納斯達克于1971年2月5日正式開始投入運營，800多家交易商與之簽訂了協議，該系統可以為它們提供2400種未掛牌證券的信息。

納斯達克集中提供未掛牌證券的信息，并且允許不同的做市商進行競爭，由此縮小了買賣價差，并使得交易者有一個更為便捷和可靠的渠道來獲取信息。一年之內，納斯達克的交易量就達到了800萬股，超過了一直以來緊隨在華爾街之后的美國證券交易所，同時納斯達克的交易量也超過了所有地區性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的總和。而且，它也開始有選擇地提供交易所掛牌證券的信息。當這些證券在納斯達克系統的交易量迅速增加時，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警覺了。

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項革命性的變化是技術上的。計算機大約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它們的大小還和電冰箱差不多，被放置在恒溫的房間里，由穿著白大褂的技術人員用一種外行人無法理解的術語來操作它們。1971年，英特爾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微處理器，這種微處理器實際上將計算機微縮到了一塊硅片上。盡管開發和研究微處理器耗資巨大，但是一旦研究成功，它就能以極低的成本進行大規模生產。

這種微處理器使計算機變得越來越便宜，從它問世以來，每單位計算能力的價格就不斷下降。沒有一個行業像證券業這樣迅速而廣泛地應用計算機，在微處理器問世10年后，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廳就徹底改頭換面了。這個大廳一直是紐約最大的室內場所之一，從1903年開始營業以來在外觀上幾乎沒有什么變化。但是，到了1981年，大廳上空一排排鋼架和電纜支撐起了無數的電視屏幕和顯示器，在隨后的18年里[200]，這些儀器變得越來越復雜，它們與全球每一家主要的經紀公司和所有的資本市場連接在一起。

對一個門外漢來說，這些屏幕上涌動的數字洪流只會使他頭暈眼花，不知所措。但是，對于交易員來說，它們是寶貴的信息，市場的生命血液。那句古老格言——“市場的邊界不超過信息能夠及時到達的范圍”在1792年是成立的，到現在同樣是成立的。而今天，信息幾乎可以同時到達全球每一家經紀公司、銀行和保險公司的顯示屏。這些信息也被越來越多的“即時交易者”[201]看到并用來投資股票，即使是普通老百姓，現在在一天之內也可以買賣某些證券幾十次，而這在20世紀20年代只有那些大廳交易員才能做到。

而且，這些信息遠不只限于紐約證券交易所里的交易信息。再從1975年，美國國會下令建立一個真正的跨市場系統后，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它的競爭者們開始籌建跨市場交易系統（Intermarket Trading System），簡稱“ITS”。這個系統于1978年正式投入運營，它將9個市場相互連接在一起——美國證券交易所、波士頓交易所、辛辛那提交易所、中西部證券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太平洋證券交易所、費城證券交易所、芝加哥期權交易所以及納斯達克市場，這個系統可以使你及時獲得所有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證券的交易信息，而不管這些交易發生在哪個市場。

最好的價格出自最大的市場，這一規律依然成立。19世紀40年代，遵循這條金融的“萬有引力定律”，電報的發明使紐約證券交易所不僅成為全美最大的市場，而且成為全美占主導地位的市場。20世紀70年代，ITS和計算機的出現起了同樣的作用。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于系統陳舊無法進行有效的競爭，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市場份額不斷減少，現在，技術的進步使得那些從華爾街流失的生意又回到了華爾街。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國事實上只剩下兩個證券交易市場：一個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主要交易掛牌證券，它們市值較大，并被廣泛持有；另一個是納斯達克市場，主要交易那些市值較小的、未在交易所掛牌的股票。當然，也有明顯的例外，例如英特爾和微軟這兩家大公司都是在納斯達克交易，而不是“主板”[202]。今天，納斯達克市場的交易量經常超過“主板”，但是，大部分在紐約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值仍然高于納斯達克股票的市值。

[198]掛牌證券，指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的證券。—譯者注

[199]這里意指新的交易所董事會強調他們不再只為紐約的大資本服務。—譯者注

[200]本書寫于1999 年。—譯者注

[201]即時交易者（day trader），指有互聯網以來，一些每天通過互聯網交易股票的投資者，他們不再需要通過經紀人。—譯者注

[202]指紐約證券交易所。—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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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的華爾街已經為迎接未來作好了準備的話，美國經濟卻還沒有。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略有減緩之后，在卡特政府時期又達到了自南北戰爭（當時聯邦政府大量印鈔以支付戰爭支出）以來的最高水平。利率也越來越高，完全抑制了各種投資。當政府為了抑制脫韁的通貨膨脹而實行選擇性物價管制的時候，煤氣短缺又一次出現了。但是，就像所有和平時期的物價管制一樣，這些物價管制再一次被證明是無效的。

在這樣的困境中，道瓊斯指數始終徘徊在它10年以前的水平。這一時期華爾街又發生了一起貴重金屬囤積案，它最后一次喚起人們對那些久遠年代[203]的回憶。19世紀司空見慣的囤積和逼空案在20世紀變得越來越罕見。交易所掛牌股票的市值越來越大，使得股票逼空的成本高得驚人，所以坐莊變得非常困難。最后一次股票逼空事件是在1923年發生的Piggly Wiggly股票逼空案，它是一家美國南方百貨連鎖店的股票。盡管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施的證券監管沒有專門條款禁止股票逼空，但是監管條例中關于股票持有者的披露條款使得股票逼空在紐約和其他資本市場上徹底銷聲匿跡了。

但是，在商品市場上，情況就完全不同。1980年，美國兩個最富有的人——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大亨納爾遜·巴克·亨特（Nelson Bunker Hunt）和他的兄弟威廉·赫伯特·亨特（William Herbert Hunt）大膽地試圖囤積白銀，上演了近年來華爾街一段最扣人心弦的投機操作。

白銀和黃金不一樣，它有著極廣泛的工業用途，特別是在攝影業和電子工業中（白銀的電導性優于其他金屬），所以，除了貨幣用途外，對這種金屬還存在著強烈的實際需求。但是，由于白銀在過去被用做貨幣，所以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將銀價鎖定在每盎司1.25美元，就像以前將黃金與它的比價鎖定在16∶1一樣。1933年，當美國放棄國內金本位制時，仍一直保持著從威廉姆·詹寧斯·布賴恩時代就開始的銀本位制。銀幣的面值和它作為一種貴金屬的本身價值基本相同，財政部曾發行過面值1美元的白銀憑證，人們可以用它來兌換白銀。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隨著對白銀的需求迅猛增加，白銀的產量供不應求，聯邦政府發現這種政策難以為繼。

美國政府最終被迫放棄了銀本位制，財政部開始回收白銀券，并降低銀幣中的白銀含量，甚至有的銀幣中完全不含白銀。結果，按照經典的格雷欣法則，此前一直流通的舊銀幣，在這種被稱為“三明治銀幣”的新銀幣出爐后，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從市場上消失了。20世紀70年代初，巴克·亨特兄弟看到了在白銀上的機會。1971年，尼克松總統切斷了美元與貴金屬的最后聯系——他結束了國際金本位制。此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外國政府可以按固定比例用美元兌換黃金。隨著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作為后果之一，黃金和白銀相對于美元的價值也逐漸增加。

此時，對美國公民來說，以金條的形式持有黃金是非法的，于是亨特開始購買白銀。他大量收購白銀，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幾乎單槍匹馬地使銀價翻了一番。1974年，銀價從每盎司3.27美元上升到了6.70美元。而且，他的做法幾乎和所有現代的商品交易商都不一樣，他要求實物交割，希望藉此使白銀從市場上消失。

到1979年，亨特兄弟已經囤積了大量的白銀，總量超過2億盎司，基本上相當于公認的白銀流通總量。隨著可供交易的白銀日漸稀少，白銀的價格在1979年全年都在節節攀升。蒂芬尼公司[204]甚至暫停白銀首飾業務，以便將其所有的商品在一個更高的價位上重新標價。

這年年末，白銀市場上的賣空者開始消失了，隨著他們購買白銀進行平倉，白銀市場上因亨特兄弟大量收購而產生的巨大買壓進一步加大。1980年1月初，白銀價格高達每盎司50.06美元，黃金與鉑的價格也飛漲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通貨膨脹，另一部分原因是當時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白銀囤積操作的溢出效應。此時亨特兄弟的白銀儲量的價值（盡管只是賬面價值）已高達100億美元，近60年來華爾街的第一大囤積操作眼看就要得手了。

但是，困擾每一個囤積商的問題現在也使得亨特兄弟陷入了麻煩。他們用白銀作為抵押品，以支付保證金的方法大量舉債購買白銀，而在通貨膨脹日益惡化的這些年里，基準利率已經高達19%，巨額的利息支出，即使對富有的亨特兄弟來講也如同噩夢一般。此外，正如110年前的黃金囤積投機一樣，美國政府擁有大量以銀塊或尚未流通的銀幣形式存在的白銀儲備，那是可以將囤積者一舉擊潰的撒手锏。

最后，隨著白銀價格上漲到10年前的10倍，許多因常年虧損而關閉的銀礦由于有利可圖又重新開始運轉起來了。此外，也有很多收藏在閣樓和地下室的銀器又回到了市場上，舊銀幣所含白銀的價值甚至比它們的面值或收藏價值高出許多，很多人決定在此時銀價高漲的時候將它們及時出手。與此同時，數以萬計的美國家庭認定，此刻是將他們祖母留下的那些樣式丑陋、長久不用的銀質茶具變成現金的最好機會，沒有人知道這期間有多少噸維多利亞時代的銀器被熔化，然后源源不斷地流入日益飆升的白銀供給之中。

隨著市場上白銀供應量逐步增加——而亨特兄弟幾乎是市場上唯一的買家——白銀的價格開始回落，亨特兄弟被迫去借越來越多的錢以支持銀價，直至耗盡他們原先似乎是無窮無盡的財富。美國的各大銀行和經紀公司也精疲力竭了，因為它們給亨特兄弟的貸款已經超過8億美元，幾乎相當于前兩個月內美國所有銀行貸出總額的10%。

到1980年3月，銀價跌到了每盎司40美元，而且還在急速下跌。3月27日，囤積操作徹底垮臺，亨特兄弟無力應付新一輪的保證金要求。他們的經紀人自己也已身處危境，于是開始出賣他們，恐怖迅速籠罩在華爾街上。銀價在一天之內下跌了一半，報收于每盎司10.82美元，股市隨之大幅下跌。當“白銀星期四”（Silver Thursday）結束時，亨特兄弟的損失高達10億美元。

美國各大銀行和美聯儲采取緊急措施阻止了這場恐慌的蔓延，使之沒有演變成全美金融系統的大災難。第二天，股市直線回升，華爾街迅速恢復了正常。但是，對于亨特兄弟來說，一切都不再一樣了，銀行重組了他們的債務，允許他們在10年之內逐步還清債務。但是，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白銀價格最終將要穩定下來的假設之上，而20世紀80年代，隨著通貨膨脹的逐步消退、采礦業的興盛和對白銀需求的滯緩，白銀價格實際上在不斷下降，亨特兄弟的經濟狀況也隨之越發困窘，終于，他們在1987年被迫宣布破產。

而此時，華爾街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第十六章“這種趨勢會不會繼續下去呢？”（1987年～1999年）

[譯者題注]

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華爾街，技術的巨大進步使得人類在短短幾年之內就實現了全球化，并使得世界金融市場實現了一體化。90年代的股市更是一路高歌猛進。在資本市場的催生和推動下，微軟、英特爾、谷歌、蘋果等一大批高科技企業脫穎而出，成為引領美國新經濟增長的引擎。在世紀之交的前夕，道瓊斯指數首次突破了1萬點。人們不禁要問，“這種趨勢會不會繼續下去呢？”……

譯者導讀

·1982年道瓊斯指數第三次突破1000點，此后它再也沒有跌破過這個數字。

·1987年8月25日，道瓊斯指數達到了頂峰，隨之而來的股市下跌喚回了人們對1929年股市崩盤的記憶。盡管這一次市場崩潰來勢兇猛，而且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使得這一次股災波及世界其他金融市場，但是這一次股市災難中的人們的命運卻并沒有那么悲慘，與60年前的人們不同，他們已經學會了分散投資。

·1987年的股市危機期間，美聯儲對市場進行了救助，以免股市危機演變成全國性恐慌，這與1792年漢密爾頓的做法一脈相承。而在這相隔195年的兩次政府干預股市危機的行動之間，面對每一次金融危機，杰斐遜主義放任自流的思潮一直占據上風。

·在挽救此次危機的行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此時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格林斯潘。他所做的正如60年前的斯特朗所說的那樣：“對付任何此類危機，你只需要開閘放水，讓金錢充斥市場。”市場恐慌很快結束了。

·這個時代的華爾街有兩個著名人物：鮑斯基和密爾肯。20世紀80年代，杠桿收購進行得如火如荼，鮑斯基熱衷于風險套利——對潛在的被收購公司進行投機。不幸的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勝算，他用裝滿現金的箱子去換取自己所需的內幕信息，最后鋃鐺入獄。密爾肯則開創了著名的垃圾債券市場，他認定這種信用等級很低的債券的潛在回報高于其孕育的風險，他對垃圾債券出神入化的操作使他一度被追捧為華爾街的金融天才。他最終被判入獄10年，并被處以6億美元的罰款，這是美國商業史上對個人的最高罰金。

·20世紀的最后10年，美國股市進入了一個一日千里的時代，截至1999年夏天，道瓊斯指數較1990年年初上漲了400%，較1980年年初上漲了1300%。此時的紐約證券交易所每天的日交易量比20世紀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20世紀90年代后期，雅虎、亞馬遜、谷歌等一大批互聯網公司在資本市場的推動下發展壯大，互聯網成為改變經濟格局和社會生活的重大變革，也給資本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網絡股的興起、網上投資的出現是華爾街所能感受到的最直觀的變化，同時，互聯網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無疑也加速了正在進行之中的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一體化后的世界金融市場如何面對跨越國界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

20世紀80年代的交易大廳。1981年，這里是紐約最大的室內空間，但光線卻非常昏暗，因為各種顯示屏在這里堆積如山——它們上面的信息同時出現在世界各地經紀人辦公室的顯示屏上，這使得紐約證券交易所成了一體化全球資本市場的中心。

為了使華爾街更好地迎接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經濟發展，20世紀7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改革，同時華爾街在投資者教育上也花費了巨資。跨市場交易系統和納斯達克市場開始運營，債券電傳系統（Telerate）也于1969年建立，它使得銀行的債券部門能夠隨時跟蹤債券價格，這個系統迅速成為美國國債的電子交易市場。美國國債不僅擁有大量本國投資者，也越來越多地被其他國家的政府和投資者持有。1973年英國路透社開發了一個系統，叫做全球外匯實時報價系統（Monitor Money Rates），該系統使得全球的外匯交易員可以24小時進行不間斷交易。

與此同時，參與全球交易的成本也大大降低。1950年從美國本土向其他國家一共打出100萬個越洋電話，每一個電話都要通過接線員轉接，而且還需要事先預約。到了1970年，隨著財富的增加和電話費用的不斷下降，這個數字已經攀升到了2500萬個。此后，隨著微處理器取代接線員，通信衛星大大提升遠程通信能力，通信成本直線下降，這一數字也呈現出爆炸式增長，到1995年超過了28億。換句話說，這個數字在50年內增長近3000倍。

大多數這種通信已經不再需要人工參與，只要通過計算機聯網，大量的數據就可以瞬間傳送。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人類就實現了全球化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

然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并沒有為新的信息化經濟時代作好準備。自從金本位制結束以來，弱勢貨幣國家的領導人就一直在努力抵制著外匯投機商們的襲擊。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后來成為英國首相的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把那些準備對英鎊進行投機的瑞士銀行家們斥為“蘇黎世的侏儒”（the gnomes of Zurich）。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些“侏儒”的威力已非昔日可比，在地理上也不僅僅限于蘇黎世了。

1981年，當有強烈社會主義傾向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就任法國總統后，他試圖實施一個傳統的社會主義施政綱領，包括銀行國有化和增加高收入者的稅賦等，但他很快發現他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將這些綱領變成現實。紐約、東京、香港、倫敦和其他市場的外匯交易員在追逐他們各自利益的同時，通過已經一體化的全球外匯市場給法郎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以至于密特朗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主張。從16世紀以來就一直是世界強國之一的法國，在這個全球市場面前顯得力不從心。到20世紀末，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作了適度的調整——它們中有些國家曾一度試圖用官僚體制代替自由市場，但現在又開始采用一些市場經濟的模式。

密特朗政府控制本國貨幣的嘗試失敗以來，全球的主要貨幣已不再由金本位制決定，而是由國際外匯市場決定。因此，我們再也見不到20世紀70年代那種令人一籌莫展的通貨膨脹，盡管這一轉變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

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卡特政府無力應付那場異乎尋常的通貨膨脹（那是美國在和平時期經歷的最糟糕的一段時光），美元的購買力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選民們的真實收入沒有增加，但是由于通貨膨脹，他們的名義收入增加了，所以又不得不繳納越來越高的所得稅。憤怒的選民使卡特成為自胡佛以來的第一位“一任總統”，并選擇里根來接替他。里根和卡特不一樣，他愿意采取措施來結束通貨膨脹，但他同時也必須接受這種政策的后果：一次經濟大衰退。

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狠狠地踩了一下經濟的“剎車”，他大幅提高貼現率，其他利率隨之升高。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曾以天才的融資能力聞名的地產商威廉·澤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說過一句名言：“即使花20%的利率去舉債，我也不愿因花時間等待最優利率（即銀行為信用等級最高的貸款者提供的貸款利率）而坐失商機。”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最優利率本身已經達到了20%。

這一舉措將失業率推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從未有過的10%，公司贏利銳減，道瓊斯指數狂瀉20%，跌到了800點以下——道瓊斯指數第一次達到800點是在15年前。報紙和電視新聞里充斥著里根也要成為“一任總統”的論調。

但是，隨著通貨膨脹壓力減退，1982年夏天，美聯儲開始降低貼現率。股市作為經濟的先行指標，在這年8月的一次瘋狂買入浪潮之后開始迅速攀升。1982年，道瓊斯指數再次突破1000點，這是道瓊斯指數第三次突破1000點，此后，它就再也沒有跌破過這個數字。的確，道瓊斯指數從此持續上升，除了有一次較大的例外。1985年12月11日，道瓊斯指數首次達到1500點——在短短3年時間里上漲了50%；而僅僅一年之后，1987年1月8日，達到了2000點；又只過了6個月，在1987年7月17日，它達到了2500點——這在10年前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很多人看到如此短的時間內股市急速上升，不由想起20世紀20年代的傷痛記憶，于是，“很快將會有一次大調整”的論調開始充斥市井。這種悲觀情緒的產生不只是由于對1929年市場崩盤耿耿于懷，事實上，利率也在逐步上升。日本電話電報（Nippo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簡稱NTT，日本電信業的壟斷者）準備在當年秋天首次公開發行350億美元股票。聽到這個消息后，投資者為了認購這些股票開始拋售美國證券，特別是美國國債，巨大的賣壓將美國國債利率推到了10%以上。當最安全的投資工具的回報率都如此之高時，很多人開始懷疑是否應該購買平均市盈率高達23倍的股票了。

市場在1987年8月25日達到了頂峰，道瓊斯指數為2722.42點，隨后各種令人擔憂的消息開始越來越多[例如，債券利率不斷上升，美國財政部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威脅將美元貶值，巨額的貿易逆差，一艘掛有美國國旗的油輪在波斯灣被伊朗導彈擊中，等等]，市場開始整體下滑。到10月16日，市場下跌109點，創下歷史單日下跌幅度的紀錄，市場共下跌了17.5%，降到2246.74點。

10月19日，星期一，金融市場全球化的影響開始完全顯現出來了。規模較小的亞洲市場——例如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一開市就開始狂跌，接著是倫敦。然后，最大的市場——華爾街開市了，半小時內，買單與賣單如此不平衡，以至于標準普爾指數的500只成份股中僅有25只可以交易，而大部分股票根本就沒有買單。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貨市場表現與華爾街如出一轍，對一種期貨的恐慌拋售迅速導致對其他期貨的拋售。當證券交易委員會即將關閉市場的謠言出現后，投資者們更是蜂擁而入，拋售所有的一切。到下午4點閉市時，道瓊斯指數下跌了22.6%，交易量為6.08億股，是前一周周五所創紀錄的2倍，正常交易量的6倍。兩家老牌且很有聲望的投資銀行——E·F·休頓銀行（E. F. Hutton）和L· F·洛希爾（L. F. Rothschild）宣告破產，其他60多家小公司也未能幸免于難。

這種情形不由讓人想起1929年。那年，市場在9月3日觸頂，在隨后幾周內下跌了21.6%；而1987年，市場在8月25日觸頂，隨后下跌了17.5%。1929年，市場曾在兩天內（10月28日和10月29日）下跌23%，而1987年，它一天就下跌了22.6%。在這兩年，都有很受市場推崇的分析師（雖然他們并不是市場上最德高望重的人物）——1929年的羅杰·巴布森和1987年雷曼公司的伊萊恩·嘉莎莉利（Elaine Garzarelli）——對大災難作過預測。在1929年是保證金要求和賣空造成了市場大跌，而在1987年是程序化交易和一些用資產組合保險理論（portfolio insurance，滑稽的是，這一理論原本是用來降低風險的）管理的基金加劇了市場的下滑。

并不奇怪，媒體和很多了解華爾街運作方式的人都預見到了這次大崩潰。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James Goldsmith）是一位傳奇式的英國金融家，他預見到了這次市場崩盤，并已經在不久前將其所有的股票清倉，他稱他的預見是“在‘泰坦尼克號’的橋牌室里贏了一盤決勝局”。

但是，實際情況并沒有那么糟，這一回，“泰坦尼克號”并沒有沉沒。第二天，雖然市場在上午仍然大幅下跌，但到中午的時候已經穩定下來，接著就迅速反彈了。隨后，市場在兩年內就回到了原先的高位，并在1991年4月17日攀升到3000點。今天[205]，距1987年崩盤短短的12年后，我們就幾乎把它遺忘了，為什么呢？

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三個。首先，在1929年，市場中個人投資者的絕大部分資產都投資在資本市場，實際上面臨著巨大的風險。一旦市場崩盤來臨，那些原先因為虛擬資產的膨脹而感覺自己很富有，從而一向花錢大手大腳的人們，突然發現自己其實一文不名，他們的消費迅速縮減——而這會將整個經濟直接拖入泥潭。但是，到了1987年，投資者已經學會分散投資，他們除了將大部分資產投資于證券以外，還投資于其他方面，特別是房地產，因此盡管市場崩盤令人痛心，但還不至于讓他們徹底破產。

第二個原因是，兩次危機爆發時，當局對這種事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1929年危機發生后，胡佛總統費盡心思一再向公眾保證華爾街是個投資的好地方，但結果適得其反，這只能使人們更加擔心。而1987年的里根總統卻對當時的市場崩盤極少談論，他這種非常放松的、認為“這種事情司空見慣”的態度反而讓投資者增強了信心。與此同時，白宮悄悄地借錢給幾家大公司用以回購自己的股票，并且大肆宣揚回購正適得其時，這些公司的實際行動比總統所能作出的任何保證都更有影響力。

但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的態度和對策。與1929年不同，這次美聯儲在市場恐慌中采取了一個中央銀行應該采取的行動。保羅·沃克爾剛剛退休，接替者是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格林斯潘此時還不像他后來那么家喻戶曉，但他知道該做什么。60年前，本杰明·斯特朗曾一語中的：“對付任何此類危機，你只需要開閘放水，讓金錢充斥市場。”事實上，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做的，在10月20日星期二早晨，美聯儲在市場上大量購買政府債券，此舉的直接效果就是增加了大約120億美元的銀行儲備。隨之，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這個利率決定短期利率）下降了0.75個點——這是一個巨大的單日下降幅度。而一旦資金流動性得以回復，市場恐慌也就很快結束了，這是自1792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成功救市以來美國中央銀行第一次成功地阻止了市場恐慌，而沒有使其導致經濟災難——幾乎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托馬斯·杰斐遜的陰魂終于被永遠逐出了這個國家的市場 。

[205]指1999 年。—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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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歷史上所有的繁榮時代一樣，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各種新人和新思想不斷涌入華爾街的時代。華爾街上欣欣向榮，工作機會過剩，這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紐約其他行業（如建筑業）就業機會的不足，而且使得紐約的市政稅收嚴重依賴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一個席位的價格在1974年曾低至6.5萬美元，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席位價格回升到100萬美元以上，如果不考慮通貨膨脹，這是一個新高。

就像范德比爾特和古爾德代表19世紀60年代、杰西·利弗莫爾和約瑟夫·肯尼迪代表20世紀20年代一樣，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新人物變成了這個時代的象征，其中兩個特別人物是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和邁克爾·密爾肯（Michael Milken）。博斯基是底特律酒吧老板的兒子，雖然1975年就來到了華爾街，但他的職業生涯到了1982年的股市回暖和杠桿收購業務（LBO，Leverage Buyout）興起時才真正起飛。傳統投資銀行的賺錢方式是把私人公司公開上市，即以一定價格買下私人公司的股票，然后以更高的價格在股市上賣給大眾投資者。而杠桿收購的做法正好相反，它通過將已公開上市的公司私有化來賺錢。在操作上，杠桿收購通過借債獲得的資金買斷上市公司的控股權，然后再用公司未來經營中的現金收入來償還債務利息。杠桿收購成功的關鍵在于準確預測出目標公司的現金流，并由此決定它能借多大規模的債來實施杠桿收購。

博斯基靠作風險套利（risk arbitrage，這是華爾街上的一個新現象）來賺錢，他首先買入一家潛在的被收購公司的股票，一旦收購完成，一般來說，被收購公司的股票會上漲，這時他就將股票賣掉，狠賺一筆。在這種操作中，他只有一個風險，那就是：如果收購沒有實現的話，他就只好自己兜著了。1982年，當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收購城市服務公司（Cities Service）的企圖以失敗告終時，博斯基損失了2400萬美元。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博斯基開始編織一張由那些愿意為他提供內部消息的銀行家和經紀人組成的網絡，其中包括基德·皮博迪公司（Kidder Peabody）的馬丁·西格爾（Martin Siegel）和德萊克塞爾-伯納姆-蘭伯特公司[206]（Drexel，Burnham，Lambert）的丹尼斯·林文（Dennis Levine），這些公司都是老牌并且受人尊敬的公司。

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只要是為客戶盡職謀利，利用內部信息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事實上從19世紀30年代起，盡管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辦法界定什么是內幕交易，內幕交易卻一直都是非法的。而且，博斯基所作的內幕交易使人幾乎無法為他辯護——他用裝滿現金的箱子去交換他所需要的內部信息。1986年11月14日，證券交易委員會宣布，博斯基已經承認他的很多行為觸犯了《證券法》，并正在接受政府的進一步調查。最后，博斯基被判入獄3年。

邁克爾·密爾肯卻是個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位會計師的兒子，有著非凡的分析能力，像100年前的J·P·摩根一樣，他只需掃一眼就能掌握一張資產負債表的內容。在洛杉磯長大后，他于1970年加入了德萊克塞爾-伯納姆-蘭伯特公司，這家公司在歷史上曾經一度與J·P·摩根公司聯合，成為德萊克塞爾-摩根公司（Drexel，Morgan and Co.）。作為20世紀80年代華爾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一個見證人，在這1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影響這個市場的最重要的人物[207]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洛杉磯，而不是在紐約。由于時差原因，他每天凌晨4點（相當于紐約時間7點）起床去辦公室開始為紐約的開市作準備。

邁克爾·密爾肯。盡管陪審團對密爾肯的罪行從未達成過一致意見，但是，密爾肯在“垃圾債券”等領域的開創性工作對華爾街的影響卻是無人置疑的。

密爾肯最擅長的領域有一個不幸的名字，叫做垃圾債券。這些債券通常有比政府和藍籌股公司發行的債券更高的收益率，但它們的收益率高是因為它們有更高的風險。一些垃圾債券的信用等級被定得很低，原因是發行這些債券的公司已經陷入困境。但是，密爾肯認為，很多垃圾債券的實際回報率已經超過了補償其風險所需的回報率，所以是很好的投資。密爾肯還意識到，發行垃圾債券可以為由微處理器出現所引發的一系列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必需的資金。新技術領域的公司當然蘊藏著風險，但是其潛在的回報足以補償這些風險。密爾肯把這一哲學運用得淋漓盡致，扶持了諸如美國有線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也就是CNN）等公司的起飛，CNN對美國電視新聞行業起了革命性的推動作用；此外，還有麥克格雷（McGraw Cellular）公司，它是一家提供移動電話服務的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移動電話只出現在科幻小說里，在現實中根本無法想象，而在今天的城市中，移動電話幾乎像手表一樣隨處可見。

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期杠桿收購熱潮的興起，密爾肯和德萊克塞爾公司也開始用垃圾債券為杠桿收購提供融資。1985年，羅恩·佩爾曼（Ron Perelman）就是靠著密爾肯和德萊克塞爾公司為其發行的垃圾債券的幫助，控股了露華濃公司（Revlon）。第二年，當杠桿收購浪潮達到頂峰時，股市也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密爾肯當年從德萊克塞爾公司得到了一份高達5.5億美元的年終獎金，這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薪水最高的雇員。即使讓密爾肯在1987年1月1日徹底破產的話，僅他1986年的年終獎金就可以使他成為《福布斯》富豪榜400人名單中的前三名。

其實，密爾肯最大的罪過是狂妄自大。他確信他有能力作成任何他所染指的交易，同時也低估了他的敵人。密爾肯作為一個金融家之所以走向毀滅，是因為他沒有摩根那種對事物極限的把握能力和對周圍敵對勢力的敏銳洞察力，因此，像很多20世紀80年代翻云覆雨的華爾街人一樣，他認為好光景會永遠繼續下去，不知不覺中他把自己當成了宇宙的主人。

謝爾曼·麥科伊（Sherman McCoy）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可能是20世紀80年代華爾街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他是湯姆·伍爾夫（Tom Wolfe）小說《虛榮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一個虛構的主角。這本小說出版于1989年，毫無疑問，它是所有描寫華爾街的小說中最偉大的一本，就像另一部偉大的美國文學巨著——《格蘭特回憶錄》一樣，《虛榮的篝火》也成為一個永恒的經典。它用狄更斯般精確的語言捕捉了歷史上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20世紀80年代的華爾街，打開了一個觀察里面世界的窗口，就像狄更斯的《荒涼山莊》（Bleak House）是觀察19世紀40年代的倫敦的窗口一樣。

[206]這家公司一般也被稱做德萊瑟公司或者德崇證券公司。—譯者注

[207]指邁克爾· 密爾肯。—譯者注

*　　*　　*

盡管1987年的股市發生了大崩潰，在20世紀80年代，道瓊斯指數依然上升了228.3%，僅次于50年代的239.5%，那時的人們剛剛從大蕭條的陰影中恢復過來。事實上，20世紀30年代是道瓊斯指數僅有的下跌的10年，那一時期該指數下跌了39.5%。

華爾街的壞年景總是跟隨著好年景到來，這個規律卻不適用于20世紀80年代。盡管到此時，90年代還沒有過完[208]，而華爾街也常常瞬息萬變（例如，如果20世紀20年代是截止于1929年的9月3日而不是12月31日的話，道瓊斯指數在那10年的漲幅就是225.5%，而不會因為后4個月市場狂跌而成為131.7%）。截至1999年夏天，道瓊斯指數較1990年年初已經上漲了將近400%。如果從1980年算起的話，市場已經上漲了1300%。其間，交易量也在大幅上升，到1999年，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平均日交易量已經超過了1987年股市崩盤時的日交易紀錄，而該紀錄本身已經是前一個紀錄的兩倍之巨了。今天的日平均交易量甚至比20世紀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這正是華爾街在新千年所面臨的困惑。就像因為“泰坦尼克號”的沉沒才建立了北大西洋冰層巡邏制度（North Atlantic Ice Patrol）一樣，監管的加強往往只有在一些痛苦的經歷，尤其是災難性的事件之后才會來臨。只有在飽嘗了19世紀60年代以前放任自流的市場中投機者們為所欲為的苦果后，才有了經紀人隊伍對市場投機行為的有效抑制。同樣，只有當理查德·惠特尼使整個證券業蒙羞之后，證券交易委員會才開始對經紀人隊伍實施監管。

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新客人。1997年10月31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江澤民敲響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鈴。截至2010年12月15日, 已有165家中國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

正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有效監管給華爾街帶來了60年的穩定（雖然中間有熊市的間歇）和巨大的繁榮，而美國得以坐享全球最大的、最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今天，情況在慢慢地發生變化，一種全新的通信工具——互聯網，正以遠勝于19世紀中葉的電報的速度迅速將這個世界聯系在一起。在20世紀20年代，作為一種特許經營，只有大廳交易員（紐約證券交易所席位的擁有者）才能夠在一天之內買賣幾十次股票。但是，由于有了互聯網，現在只要有幾千美元、一臺電腦和一根能上網的電話線，所有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了。這些人被稱為即時交易者，他們往往會在一天結束時將當天的股票賣出。目前，大約有500萬人通過互聯網擁有在線的股票賬戶，據估計，其中有100萬人是即時交易者，而且，這一數字還在呈指數級增長。即時交易者買賣股票的速度通常是傳統經紀人的12倍，有時甚至每天買賣上千次。在線交易方式迅速在華爾街占據了重要地位，以至于華爾街上受此沖擊最大的公司——美林公司（它有1.4萬名持牌經紀人，他們依靠客戶傭金生存的方式直接受到在線交易的威脅），在1999年年中也宣布將向其客戶提供互聯網在線交易服務。這一舉措將在此后數年間給華爾街帶來巨大的變化。

同時，互聯網也被證明是為無數快速致富的夢想提供的一塊沃土，就像20世紀20年代大家口頭傳遞各種秘訣一樣，互聯網也提供了無數投資論壇供在線投資者討論股票和交換投資心得，在20世紀90年代晚期，與20世紀20年代類似的過熱開始出現，網絡股泡沫使很多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變化受到與該公司的商業前景毫不相關或者關聯很小的因素的影響。例如，當Ticketmaster（一家提供售票服務的公司，股票代碼為TMCS）在上市第一天上漲了300%時，一個與它毫不相關的提供物業管理的公司Temco Service因其代號TMCO與TMCS相似也上漲了150%。

其實，這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了，互聯網本來就是個傳染跟風情緒的最好系統，那么由誰來監管這種正在出現的新交易方式呢？答案是，還沒有人。就像20年前密特朗所發現的那樣，市場正在徹底地全球化和一體化。華爾街已經超越國界，其影響力也超越了國界，而監管卻只能止步于各國的邊境之內。

要改變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如果要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性市場的監管體系，必然要牽涉到世界大國在主權上的實質性讓步，但是沒有什么是比讓一個國家在自由和獨立問題上讓步更難的事了。人類就是這樣，也許只有一場像“泰坦尼克號”那樣的金融災難才能帶來這樣一個統一而有效的全球監管體系。

因為華爾街和政治家們尚不能建立起這樣的監管框架來保證全球化市場的穩定，同時，也因為我們前面所提到的“資本主義的問題在于資本家本身的貪得無厭”，所以，華爾街再次發生如同1929年那樣規模的股災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華爾街也不會就此止步，至少從長遠來看不會。

因為，盡管有數不清的海難，人類依然揚帆出海，同樣的道理，盡管有無數次金融危機，人們依然會進入這個市場，辛勤地買低賣高，懷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將手里的資金投入到股市，去參與這場偉大的博弈。這和人們去探險——去看看地平線以外的未知世界，是一個道理，它們都是我們人性無法分割的一部分。事實上，在資本市場上博弈和到未知世界去探險都源于我們人類的同一種沖動，因為市場的地平線之外也是一個未知世界——未來。

正是通過這樣一個過程——通過人們參與這場偉大的博弈，并在游戲規則內不斷追逐他們各自的利益，人類不停地推動著一只“看不見的手”，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富足，更加豐富多彩。